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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7日，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女子闫德利对媒体称，之前网上所传其身患艾滋病，并公布多名嫖客电话号码的举动，都不是真的，而是其前男友为报复她而恶搞的。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侦查此案。

　　如果闫德利所说属实，那么，她的前男友就可能涉嫌诽谤罪了。根据刑法规定，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但诽谤罪通常是自诉案件，要由被害人自身调查并向法院提起自诉，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才可以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那么，容城县警方介入侦查此案是否师出有名呢？对此，笔者认为，在“艾滋女曝光男伴”案中，可以考虑作为公诉案件来处理，由公安机关介入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因为如果闫德利所介绍属实，她本人没有公布这样的博客文章，而是其前男友为报复她而发布的博文，那么，这个前男友就不仅损害了闫德利的名誉，而且还损害了279位公民的名誉，因为在博文中不仅披露了这279位公民的电话，而且还称他们是“嫖客”，并暗示他们与曾与身染艾滋病的闫德利发生过性关系，也有可能染上艾滋病。更重要是，这种诽谤行为还引发了社会上的恐慌心理，这篇博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数千网友跟帖，痛骂这名叫“闫德利”的女子，并为“艾滋女”向如此多人传播艾滋病感到恐慌。还有网友表示，希望能早点把传染的人找到，要不然扩散开了怎么办，希望那些被传染的早点去做检查别逃避。

　　由此来看，这种诽谤多人并且引发社会恐慌的行为，应当可以认定为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完全可以作为公诉案件来处理，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因此，容城县警方介入侦查此案师出有名。

　　江西杨涛检察官

　　法律规定需要得到社会文化的认同

　　一位朋友说到一个新近发生的醉驾伤人事件：一位男性同事，在亲戚婚宴上喝高了，但这位中年男子自我感觉良好，不听劝阻，强行上了自己的车子，来劲地发动，狠劲地前冲，立马就撞了，车毁人伤，把“前喜宴”变成了“后悲剧”。

　　从法律角度看，醉驾害人属于“万国公罪”，到哪里都是罪。从文化角度看，醉驾是一种劣文化，它是酒文化的延伸，是“干杯文化”的后续。

　　国人好饮，这是有悠久历史的。古人没有小车好开，喝高了主要害的是自己，所以对酒文化本身有褒有贬。比如有些说法，多有矛盾：“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醉觉乾坤大，闲知日月长。”“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药能医假病，酒不解真愁。”“莫饮卯时酒，昏昏醉到酉。”“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渴时一滴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若要断酒法，醒眼看醉人。”到了当代，大抵已成为易中天所说的情形了：“昔日酒逢知己千杯少，现在酒碰千杯知己少。”

　　尽管“酒碰千杯知己少”，但“喝喝喝”之声不绝于耳，这跟当下官场大吃大喝风、乱吃乱喝风密切相关。正是官场劣文化，助长了喝酒劣文化，而喝酒劣文化，又进而助长了醉驾劣文化。权力带酒，酒后驾车自然是更加无所顾忌，甚至飞扬跋扈。

　　对酒驾醉驾的治理，光有法律法条是不够的，需要一种文化认同。“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就是一个重要的酒文化理念，这应该成为一种常识深入人心，人人遵守。

　　不久前，公安部下发了《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拟将醉酒驾车等行为纳入刑法处罚范围，并首次提出“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也应进行处罚”，规定对酒后驾驶不劝阻、不制止的同乘者设定罚款处罚。这个规定立刻引起很大争议。褒贬双方主要观点有：同车者应有劝阻醉驾的法定义务、同乘者受罚有必要、司机醉驾不能由乘客担责、醉驾“有病”乘客“吃药”是“株连”、治醉驾搞连坐合情不合法……我想，此规定将乘客纳入视野，出发点是好的，也有助于抑制酒驾劣文化；但对于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应是批评教育为主，而且乘客与醉驾司机的不同关系也应区别开来，对于乘客是否知情也应区分对待。法律规定的文化认同很重要，但文化认同的培养也需要一个过程。

　　无论如何，遏止酒驾、醉驾劣文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应成为我们共同的社会文化心理。

　　浙江徐迅雷媒体人

　　官员“复出机制”应让公众有话语权

　　近两日，天涯、腾讯等多家网站论坛爆出消息，河南省称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复出，任该市“引才办”主任。之后，郑州市委组织部否认了这一说法，并称逯军仍在家反省，并未复出。

　　为什么出现“逯军复出”的网帖？一方面是网友对逯军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对问责官员复出的司空见惯。对去年震惊全国的“6·28瓮安事件”，被撤销瓮安县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悄地“复出”，调任该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华南虎事件被问责官员朱巨龙也“低调复出”。因三鹿奶粉事件，原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被国务院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消息人士称，鲍俊凯的新职务为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

　　“官员失责———被问责———再复出”，民众看到了问责制的“严厉”，同时，更发现问责官员很多在较短的时间内“复出”。对此，质疑声起：别让“免职”成为问题官员的“假期”；问题官员复出架空问责制；明晰权责才有真问责；理顺官员复出机制亟待吏治革新；问责不是儿戏，复出需要规范……有评论认为，问题官员不是不能复出，而是该怎样复出才能让公众接受。对问题官员的问责，是一种制度性惩罚，问题官员的复出也应该有一个制度性出口。前提必须是程序公正———要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信息透明———要让公众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除了质疑之外，更多的是建设性意见，内涵民意民智和公民责任。建立健全“复出机制”，每一个公民都有话语权，有关方面也要耐心诚心地听一听民众“说话”。民众在“说话”，但复出机制没有“听进去”，或者说不屑一顾。有关方面对“官员复出”的民众质疑保持“沉默”，很低调，或不予理睬，或避重就轻，或官话搪塞。时至今日，呼声很高的“官员复出机制”没有实质性进展。

　　其实，官员如何复出问题已有“民智答案”，不乏真知灼见，为何有关方面就听不进去呢？老百姓所说的话，就是在“替党说话”，在“替人民说话”，在“替正义说话”。复出机制的缺失，正面临着“千呼万唤”的舆论压力，压力就是动力，制定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是迫在眉睫。只有让官智与民智“互动”起来，才能建立健全问责官员复出的必备条件、充足理由、法定程序和监督机制。

　　安徽王旭东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