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费出国这项为什么在部门预算中没有单列呢？这不是预算的问题，而是目前财务制度的问题。因为财务报表里没有公费出国这一项。”针对网上有关“广州公开政府部门预算，公费出国等未列出”的质疑，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公费出国一般是跟别的经费混在一起的，跟具体的事项挂在一起。（10月26日《广州日报》）

　　公费出国项目预算中没有单列，不是预算问题，理论上、原则上应该予以理解。但是没有单列，老百姓就不知道花了多少、合理不合理，也就达不到公众监督的目的，不管是不是预算的问题，它终归是个问题。既是满足公众知情权，有诚意接受监督，政府部门就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况且应该不存在难度，预算中不宜单列不等于不能单列。

　　有专家说，“公费出国”在预算中单独列出来的话，从财会制度上来讲并不科学。“因为出国的目的并不一样，如果是出国谈项目，便应在项目经费里列支，如果是出国学习，便在培训经费里列支。”这话有道理，制度程序和规范，我们必须遵守和尊重；然而，财会制度上“科学”了，信息公开、接受监督方面就不“科学”了——公开的预算必须看得懂，否则没意义。一项“公务员经费”便囊括了所有“三公”消费的内容，在财会制度规范上“科学”，但对公众来说，还是等于什么也没看见。比如“公车消费”，说是有定额，但“定额”未必能约束得了无限度烧油问题，至少，这个“定额”是怎么定的，应该让我们知道吧？“三公”消费是公众监督中最敏感的内容，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谈什么公开、谈什么监督呢？

　　拿出国支出为例，不管出国的目的是什么、对应着哪项经费，在面向社会公开这里，完全可以统统归列出一项“出国经费”，这并不会破坏预算的规范性与完整性。当然，原则上说，这不在“预算公开”的范畴内，然而实际上却同预算公开的目的和意义一致。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文字概念上的障碍，概念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说，“三公”费用预算不单列，并非财会制度问题，而是政府部门有没有袒露敏感信息的勇气，在接受监督上有没有诚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