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特派重庆记者林霞虹

　　昨天，27日上午，重庆“红顶黑老大”黎强集团涉黑一案继续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黎强的亲属、保护伞等人相继过堂。黎强亲属均否认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黎妻伍树芹几乎对所有关键问题都以“不知道”、“不晓得”作答，有些无法逃避的问题，她则推向黎强，力图将自己与整件涉黑案撇清干系。保护伞姜春艳则只承认受贿罪，称未包庇涉黑组织。

　　“不晓得”、“不知道”成伍树芹口头禅

　　黎强的妻子伍树芹说话声音比较小声，她对指控的3项罪名都予以否认。起诉书指控称伍树芹是渝强公司的股东，是强劲公司的法人代表，她在两家公司负责财务工作，但伍树芹将此推得干干净净。

　　“我没有参加涉黑组织，因为我不知道这是涉黑组织，我也没有非法经营，因为我不知道。隐匿会计凭证的事，也是黎萍让我打包的，我不知道税务局要来检查。”从法庭询问一开始，“不知道”、“不晓得”似乎就变成了伍树芹的口头禅。

　　与黎强大包大揽相反，妻子将责任推给黎

　　为什么你是股东，你还要听黎萍的呢？“公诉人诘问道。伍树芹说，因为老总在会上宣布过由黎萍负责公司所有财务。伍树芹的一席话将责任往黎强身上推。黎强此前则刚好相反，他大包大揽，将妻子洗刷得清清白白。他说伍树芹从不参与公司的决策，公司的事情她都不知道。

　　有旁听人员据黎强夫妻的庭审表现猜测：“他们可能是想至少保住一个人。”

　　谈及保护伞问题

　　“夫妻矛盾”频发

　　庭审中，公诉人向伍树芹着重询问了保护伞的有关问题。她和丈夫黎强的说法多处矛盾。

　　1.“有没有给姜春艳送红包”一事，夫妻回答不一致。

　　伍树芹说，她认识姜春艳是因为姜的小孩，他们两家结了“干亲家”，但他们之间没有金钱往来，逢年过节也没有红包。她的这一回答与黎强的说法相左。前天，黎强当庭承认他给姜春艳送过钱，但这是“逢年过节给的红包，属于礼尚往来，不是行贿”。

　　2.承包出租车价格夫妻说法不符。

　　黎强案的另一名保护伞蒋洪曾以低于市场价6.5万元的价格承包了渝强公司的出租车，检方将此认定为行贿事实。但黎强庭审时辩称，他们公司是民营公司，出租车承包价没有硬性规定，因而此项行贿指控并不成立。然而，伍树芹当庭多次十分肯定地说，公司出租车承包价都是24万元或25万元。

　　黎强三顶“保护伞”过堂

　　昨晚7时，黎强案的三个保护伞开始过堂。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原所长肖庆隆最先上场。肖庆隆曾收受黎强48万元贿赂，为黎强吞并百余辆车牵线搭桥。此外，黎强17辆非法运营车受到肖庆隆的“照顾”长达两年之久。

　　肖庆隆：

　　收28万以为是“介绍费”

　　肖庆隆交代，黎强给他28万元，“当时我没学好法律知识，以为自己是介绍人身份，钱算是介绍费”。关于保护非法运营车的问题，肖庆隆辩称，当年获知黎强非法运营的并非运管所一家单位，“开会不止10次，辖区内的交通部门都知道，不单是我们，其他人都没去查。”

　　黎强还通过转账的方式给肖庆隆的账户汇过20万元。肖庆隆称，20万元从银行取出来后帮黎强转交给了钢城公司的文国禄。“转交给文某后，收据在哪里？”法官反问。肖庆隆顿时哑口无言，起身时脚步踉跄差点摔倒，在两名法警的搀扶下才离开法庭。

　　蒋洪：

　　没查出只因“没人举报”

　　重庆市巴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原副所长蒋洪是黎强的另一个“保护伞”。黎强的33辆客车在其辖区内非法运营长达两年。

　　但蒋洪辩解称，两年间都未查出是因为“不知道”，“没人举报”。他还称，当时并不知道黎强的38辆车未取得道路运输许可证。

　　至于低价承租黎强的出租车，蒋洪称自己主动找黎强承包出租车是因为那辆换下来的车暂时还没有车主运营。承租价是黎强自己说的，他本人并不知道黎强给的价格低于市场价。蒋洪称，先前黎强认为蒋给其办事办得好，甚至星期六都在加班帮忙。

　　姜春艳：

　　否认收红包帮助获取指标

　　重庆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室原来访二处处长姜春艳是唯一一位女保护伞。检方指控她帮助黎强多次通过信访手段，使非法营运车辆转为合法。

　　但姜春艳说，她确实与同事一起参与接访过黎强涉案的几起上访，但这是领导安排她去的，是她的职责所在。接访后，黎强也确实找过她，想叫她“帮忙协调一下”，但她拒绝了，因为已经将这些转给交通主管部门了。

　　黎强累计送过1万多元钱财给姜春艳，对此，姜春艳说她承认自己受贿的事实，但她否认黎强送红包与线路指标有关。“当时我认为这是是朋友间的往来，收了也没啥问题，但现在看来，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这也违反了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