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同学之情，师生之谊，往事历历在目。用镜头捕捉大学里的足迹，用笔端记录我们心中的记忆。一张照片，一个故事，勾勒出30年前西政校园的美好印象。

　　为此，本刊特开设《印象79》栏目，邀请法律学人讲述那段精彩的大学往事。

　　编者的话

　　作者张卫平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也是西南政法大学79级的一员。今年10月，为纪念入学30周年，79级校友应邀写了些对西政4年大学生活的回忆，《印象79》便是张卫平为此而作。

　　与此同时，我们也热切希望毕业于各院校的法律人把你们当年的故事、照片无私展示，积极与我们联系，让读者与我们共同分享那难忘的美好记忆……

　　▲工地包围着东山大楼

　　张卫平

　　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其名气远不如其旁边的烈士墓、白公馆、渣滓洞；歌乐山山下的人远远不如山上的名气大。

　　大学对我们来讲，是完全陌生的地方，虽然经历过“文革”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全面压制，但我还是对大学充满了敬畏。不过，那时上大学的心境与现在不同——与其说是要踏入知识的殿堂，还不如说是参加了另一场革命。

　　从杨公桥远远地便可以望见“西政”的东山大楼——当时还没有穿上灰色的“外套”，一身赭红色，似乎表明法学也是“文化革命”中的“烈士”——由于耸立在东山上，显得高大无比，虽然仅有五层。好在梅汝璈先生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

　　我的工作单位对我不错，用“北京吉普”——现在应该叫越野车——把我送到了西南政法学院。在“西政”标志性圆拱型大门处，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个同学，是一位女生，也是来报到的。印象中，此人手提一只藤编箱子，给人的感觉有些像抗战时期奔赴解放区的大学生。后来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张白莉，四川营山人。

　　我进大学的年龄已是现在研究生们毕业戴上硕士帽的年龄，但在班上，我还只能排在第七位。同班的同学，年龄最大和最小几乎相差一倍。当时及以后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即我们班有两位同学第一次一起进教室时，老师还以为是父亲把儿子送到了教室，于是便拦住年龄大的同学，语气和蔼但坚定地说：“这是教室，学生进去，大人就可以回去了。”最后还加上一句：“请家长放心，孩子我们会照顾的。”这个被允许进教室的学生就是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按照法律规定尚属未成年人，用专业术语讲，系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这位“未成年人”就是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校长陈彬教授。这位“大人家长”就是陈彬同学的室友———钟实同学，他一口厚重的湘西口音，直到毕业。今年，我与陈彬谈起这一往事，陈说应该属于“段子”，并非事实。不过这种事，即使是当事人也并非清楚，有些事自己并不比他人更清楚。

　　班上的同学，不仅年龄差异大，且身份各异———军人、干部、工人、农民、教师、运动员、应届毕业生，可谓“品种齐全”，“成分复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几年后，这样的组合就不再有了，只有应届生和往届生的划分。

　　大学复建，一切都处于建设之中。没有礼堂，也没有阶梯教室，更没有体育馆，学校是一个大工地。最初，洗脸漱口只能在工地取水。开学典礼在临时搭建的窝棚中进行，每一位同学提着自己寝室的凳子，排排而坐，真像战争时期的抗大或抗战时期流亡昆明的清华北大。我还依稀记得，坐在我右手边的人是邱兴隆———以后成为传奇人物的邱兴隆同学。

　　进校报到后，我被分到九班。分班是如何进行的，至今也是一个谜。全班42个同学就这样从全国各地非常偶然地排列组合在了一起。

　　第一年，我们年级的同学还住在现在的东山大楼。十几个男同学住在一个房间，就像刚入伍的“新兵蛋子”。第一个有印象的同班同学是张贤普，江西人，个子高，话不多。毕业至今再也没有见过，虽然曾在同一个城市有一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