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时间观就像一支射出去的箭，只能往前走，不能再回头，一直要抵达“末日”才能罢休。中国人的循环时间观则可以追溯至“轴心时期”的易经、阴阳五行学说。这些原创性的哲学思想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但却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强调万事万物的循环往复

　　□喻中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共和国从中央到地方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仪式来纪念这个特别的节日。为什么这样一个时刻，会牵动十多亿中国人特别的情感？为什么在建国59周年、58周年之际，没有如此高调的纪念活动？为什么要把特别的盛典，留给特别的60周年？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60周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按照中国人特有的纪年方式，60周年恰好就是一个甲子，是纪年方式的一个循环周期。60周年之后，将是下一个60年，如此周而复始，以至于无穷。

　　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让每个中国人不胜今昔、体验轮回的时刻就是“60大寿”。在思想传统中，根据北宋时期的哲学家邵雍的推算，宇宙间还有一种更大的轮回，那就是每隔129600年，宇宙间所有的情景都会一一复现———譬如，你现在正在阅览我写的这段文字，在129600年之后，同样的你将会在同一个地方阅读同样的文字。经历了现代性洗礼的现代人当然可以讥笑这样的无稽之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邵雍的这个观点其实与甲子的纪年方式一脉相承，都阐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循环”的时间观。

　　与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循环时间观相对应的，是西方人的线性时间观。你看，自古希腊以后，他们的纪年方式经过不断的改革，演变成了所谓的公历：今年是公元2009年，这个年份是独一无二的。追溯过去，一直可以到公元元年，再往前追溯，则是“公元前”了；展望未来，用于纪年的数字会越来越大，绝无缩小、循环或“从头再来”的趋势。这就是说，西方人的时间观就像一支射出去的箭，只能往前走，不能再回头，一直要抵达“末日”才能罢休。

　　“末日”标志着时间的终结，同时也是世界的终结。“末日”到来之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审判。所以，“末日”与“末日审判”总是牵连在一起的。末日审判，也因此而成为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任何人都逃不脱末日的审判，任何人都要接受这样一场审判。由于这个缘故，“审判”不仅成为了一件严肃、庄重、神圣的事，而且还应当在人类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当代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名著《法律帝国》中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这种对于法院崇高地位、法官中心主义的褒扬，其实都有一个未曾言明的前提：审判具有神圣的性质。在西方人的世界中，审判的神圣性其实是与人类的最终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而人类最终的命运又是在线性时间观的框架下被预先设定的。这就是德沃金写作的文化背景。

　　中国人在循环时间观的支配下，根本就无从体会“末日”的观念。不仅人类整体没有“末日”可言，就连人的个体的生命也会循环往复，绵延不绝。阿Q临死之前想表达的“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就颇具代表性：此生过了，还有来世。因此，即使是面对躲不开的死刑判决，中国人也能为自己勾画一条20年后的出路。

　　从源头上说，西方人的线性时间观出自希伯来-基督教传统。《旧约全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标明了时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也是有史以来的头一日，从此，时间开始了。但是，按照《新约全书》的规定，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耶稣基督的诞生。正是因为耶稣的诞生，人类的历史才被一分为二：公元前与公元后。此后，人类需要耐心等待的就是末日的到来了。因此，从“起初”到“耶稣诞生”再到“世界末日”，就构成了时间之河上的三个最重要的刻度。这就意味着，西方人的线性时间观是在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下生长出来的。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理解西方人以“线性时间”作为本质特征的纪年方式以及隐藏在这种纪年方式背后的对于审判、法庭、法官的尊崇。

　　中国人的循环时间观则可以追溯至“轴心时期”的易经、阴阳五行学说。这些原创性的哲学思想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但却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强调万事万物的循环往复。譬如，《周易》开篇就讲的“元亨利贞”，暗示“贞下起元”，就表达了一种循环的时间观与时间哲学。正是这样的思想因子，让中国人选择了以“循环时间”作为本质特征的纪年方式以及隐藏在这种纪年方式背后的世界观、法律观。

　　虽然在当今中国，甲子的纪年方式仍然在普遍适用，但是，从60年前的1949年开始，我们已经正式引进了公元的纪年方式。60年来，虽然在正式场合，公元的纪年方式畅通无阻，但在广阔的民间社会，在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中，甲子的纪年方式仍然影响深远。譬如，按照甲子纪年方式编制的春节，仍然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很多人的生日，仍然是按照“农历”来记载的；在日常生活中判断“宜忌凶吉”的标准，还是由“农历”来提供的。换言之，虽然公元纪年方式支配了官方的时间表，但在民间，甲子纪年方式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视。

　　这就仿佛当代中国的法律格局：从西方移植引进的法律体系虽然在很多领域中已经模仿得惟妙惟肖了，但在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中国固有的法律观念、法律运作方式，尤其是传统中国人对于法律的态度，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法学家的焦虑，也引发了另一些法学家的“同情式理解”。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但是，从最深层来说，二者背后所蕴含的时间观念的差别是重要原因。因为，时间观就是历史观，历史观是对历史中的人的看法，因此即是人性观，它们在最为实质的意义上影响着法律制度的运行。

　　移植法律和本土资源的紧张在未来会怎样呢？有人开玩笑说，也许等到中国人完全忘记了传统纪年方式，脑子里只有公元纪年方式的时候，从西方引进的法律也许才会发挥它在原产地的作用。我想，这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它以戏谑的方式反映了人们对于移植法律之强势的忧虑和恐慌以及对本土资源的更为深刻的期望。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虽然两种时间观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影响了人们的法律观念，但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两种时间观都有着对于公平正义的信守，它们对法律的影响都是通过对正义观念的影响而实现的。线形时间观对末日审判的渴望也是对最终正义的期盼，这种正义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和救赎意义。循环时间观同样孕育着自己的正义理念，它更多的带有儒家伦理的道德色彩。因此，从长远来看，移植之法与本土资源之间的紧张是一个假命题，因为本土资源同样可以实现正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者将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