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昨天在杭州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据了解，官员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如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钱江晚报》10月27日）

　　不论是博士从政，还是官员读博，其实，与大学本科、硕士考公务员的时代背景是一样的。现在，公务员，特别是有了一定级别的官员，已经不是铁饭碗了，而是金饭碗。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职业，按道理应该不轻松的，在国外，经济景气时一般乏人问津。可在我国，一再高烧不退，甚至成为全民运动。与公务员热所折射出的一样，“最大博士群在官场”表明，我国社会公共资源配置极度不公平。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当所有资源都向行政权力集中的时候，博士岂能免于流俗。

　　这不禁让我想起浙大海归博士跳楼自杀的情形，一个保送清华，并在美国名牌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最后竟然因为生存和环境的双重压力而跳楼。如今，官员一根烟二两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坐栋楼；而各色超男快女灿烂上台，唱一首歌豪取数十万。与此相比，众多潜心学术的博士学者只能居于陋室，皓首穷经却捉襟见肘。固然，为学要学会坐冷板凳，可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千万别让知识分子坐冷板凳太久……一旦产生相对剥夺感，知识分子也会用脚投票，要么离开这个国家，要么离开学术职业。这样的结果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的创新能力将会被窒息。

　　其实，何止是“最大博士群在官场”，即使留下来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博士们，也大部分被行政化、官僚化。在学术领域，资源都掌握在“行政领导”手中，而且，成果评价、职称申请、研究考核，也是按照行政科层的办法来进行。我们常说，企业重的是效率，政府重的是公正，对于学术，最重要的应该是自由。学术一旦异化成了一条“流水生产线”，注重的就不再是学术本身，而是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旦有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官员来考博，他们岂有不答应之理。

　　至于官员为何去读博。无疑，在“以官为本”、“官尊民卑”的潜意识中，在行政权力执掌资源分配的环境之下，官员读博有着天然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学历高，机会就多的现象，刺激了官员对高学历不择手段的追求。由于代议制的不完善，没有形成科学、公正和民主的官员评价标准。在当下，官员的升迁主要是由上级考核，可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的所作所为以及办事能力、民意状况等并不完全清楚，抛开潜规则不论，一旦这些软件标准模糊，拼的就只能是硬件了。所谓硬件，不就是文凭、履历之类吗？

　　《论语·子张》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对这句话，人们普遍都存在误解，意思并不是什么“学习好了就该去做官”，更不是“读书就为做官”，而是：“做官如果有余力就该去学习，读了书如果有余力就可以去做官。”而且，在孔子那个时代，所谓学习，更多是指为人之学、做人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