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观察

　　乾羽

　　10月27日上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三审的侵权责任法(草案)新增规定：因交通事故、矿山事故等侵权行为造成死亡人数较多的，可以不考虑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以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

　　生命是无价的，但不能同等赔偿的生命肯定是不平等的。这也正是之前死亡赔偿标准屡遭质疑的原因———人们不能接受同样的生命得不到同样的认同和尊重。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能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行业之间的差距，都可能成为决定个人创造社会财富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以城乡标准进行赔偿显得直接而清楚。但是，别忘记人的价值并不只是财富的创造，人的价值是不能用工资标准来简单衡量的。如果将财富作为人的价值的首要评价标准，则每个人都会被贴上财富的标签，每个人的地位都不可能平等，这种划分显然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那么，有人也会说，既然生命是无法标价的，为何在死亡后要刻意强调人与人赔偿标准的相同，刻意强调人的生命值多少钱呢？这样的提问混淆了两个问题：标价并不是为了给生命称重，标价是为了给予生命足够的尊重；同时，补偿并不只是尊重，补偿还是对死者亲属的一种安慰，是对死者生前责任的承担，这种承担自然是越有力越好。所以，即使承认生命的无价，也要强调生命赔偿标准的合理，强调人与人赔偿的平等，这样的观点和思路并不矛盾。只有两种观点都得到坚持，人人平等的理念才会真正的滋生和发展。问题是，很多时候，生命无价的观念没有养成，人人平等的理念也没有养成。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尴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社会的身份差异———人与人平等虽然是一个共识性的理念，但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却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享受到不同待遇。本来，人的社会身份是不可避免的，人既然是社会人，社会既然有分工，人就会有自己的社会身份。但这种身份应该是一种认知上的标签，不该成为待遇上的一种证明，一旦身份与待遇捆绑在一起，身份就不再是简单的分工的不同，而是实际的权利差异。

　　在现代社会，人人平等是一个基本的理念，有人再想以各种优势居于他人之上，已经是一种幻想。但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是，理念的牢固程度是需要制度来保障的，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理念在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就会遇到种种阻碍。比如，人人平等的理念，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不同编制的阻碍，在死亡赔偿时遇到了户籍的阻碍，这种现实的阻碍不仅妨碍了人人平等理念的转化，而且还会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理念的坚持：为什么在人人平等的情况下，实际的境遇却是不同的光景？这个疑问是无法解释的，除非在理念转化过程中没有阻碍，没有差异。

　　因此，理念的真实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只有经过转化理念才能从口头走进生活，才能从期待走进现实。而这个转化的过程不仅需要理念的坚持，还需要制度的保障，惟有制度才能真正有效地消除身份差异，增加人们的平等意识。现在，侵权责任法(草案)新增规定，指出死亡赔偿应该同命同价；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正在研究制定工资支付相关法规，将“同工同酬”首次作为立法内容。这些制度上的保障必将有力地促进人与人的平等，让人人平等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