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记者 石毅 杨静 通讯员 咸名

　　

　　崇明县农民在田间浇水施肥

　　

　　20世纪50年代崇明县城内新建的高层楼房

　　

　　1977年12月11日，作家赵丽宏（后桌）在崇明中学教室参加高考。

　　

　　20世纪80年代崇明县公交停车场 老照片均为崇明县档案馆提供

　　崇明人对江、对海有着复杂的感情。

　　崇明因江、海而生，当东西两沙露出水面后，最早前来居住谋生的就是渔民和樵夫。渔业和依傍江海而生的其他产业，养活了一代代崇明人。

　　而今，年轻人却拼了命要离开崇明。随意在村里走，家里剩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站在门口晾衣服的老人说，儿子儿媳都到上海打工去了。她忘了，崇明也是上海的一部分。

　　在南门码头工作了20年的石祥林，眼见着渡轮上的人和车一年年多起来，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想来崇明寻生计，也有越来越多的崇明人要离开。

　　石祥林说，新中国成立后，崇明的轮渡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崇明每天只有一两个航次，从十六铺到南门，“文革”期间，几万上海知识青年到崇明插队落户，全国内河航运领域最大的客运船双体客轮在崇明起航，那时每天有大概18个航次，等到他1989年到码头做船长的时候，崇明与市区的航线增加到两条，南门到石洞口，堡镇到宝杨路，每天往返20来个班次，车和人都挤在一个空间里，由于班次少，船票也特别紧张。

　　1998年，第一艘高速轮“奥宝号”下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崇明和上海市区之间，航程缩短到45分钟，上了船，打个小盹儿，就能到达对岸。

　　只是，这个变化并没有给崇明岛带来高速发展。一位在上海开出租车的崇明司机说，他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就跟他说，崇明要搞开发了，等到你们工作的时候，崇明就会大变天。如今他都工作好几年了，老家变化依然缓慢，“人家说起崇明，都知道还是上海收入最低的地方！”

　　这位司机，还是个新手，在车里装了个GPS给自己导航，“不过，崇明环境好，崇明要是能找到好一点的工作，谁愿意受这份罪，我还是愿意回去。”

　　他的说法很能代表一部分崇明人的想法，大家爱崇明，有时又怨崇明。

　　崇明人说起崇明的点点滴滴，总是充满了矛盾，因爱而怨。

　　地理大变局，首先带来的是发展空间的巨变，而更深刻的，则是这爱与怨背后，思想和文化的变革与冲击。

　　崇明人在挣扎中求变，在保住上海这块“最后的净土”时，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在岛屿建设上，寻找突破口，这变化也许来得缓慢，可是崇明人也说，“我们宁可慢一点，也不要走错。”

　　

　　2005年1月14号，从崇明县电信大楼上鸟瞰崇明城区和南门码头。 早报资料

　　

　　崇明农家乐吸引了很多市民前往休闲度假早报资料

　　

　　2008年11月，崇明柑橘抵达上海市区，社会各界帮助崇明橘农销售柑橘。 张栋 早报资料

　　

　　2009年10月26日，崇明县白山羊研究所，工人为白山羊添加饲料。早报见习记者 徐晓林 图

　　大变局带来思想冲击

　　长江隧桥开通在即，崇明通过陆路与上海相连，机遇就摆在了面前。崇明的不少官员已经在用隧桥时代的思维面对这一变局。

　　长江隧桥通车是崇明1300年文明史上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在崇明县县委书记彭沉雷看来，崇明干部的思想、老百姓的观念，都需要逐步开放，他担心崇明人在精神方面的准备“可能是不够的”。

　　崇明求发展，动了很多脑子。既要保生态，又要求建设，这给当地官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崇明不是没有过发展。上世纪90年代，崇明的小家电曾经是上海郊县中的翘楚，后来改革开放大潮一来，受到很大冲击，关的关，停的停；再加上生态岛建设提高了工业准入门槛，崇明的工业仍然是薄弱的。

　　再说崇明的农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上海的菜篮子，崇明是老大。后来南方新鲜的蔬菜瓜果都挤进上海市场，崇明农产品逐渐失去了优势。

　　崇明的菜运往市区，要从农场到码头，再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渡轮到市区码头，再从码头又运往市集，这一过程如果顺利，约为4小时，可是，这期间蔬菜的新鲜色泽就已退去，“绿叶菜变成了咸菜”，到了市场也卖不出去，更别说遇上恶劣天气渡轮停航的时候了。也因此，崇明的农民，极少耕种绿叶菜，崇明的农产品，在上海失去竞争优势，不少产品淡出了上海的菜篮子，转而往北方销售。

　　今年2月，市政府有关领导调研崇明农业，当时在场的县农委工作人员记得，当时一位市领导说，市财政每年给崇明农业的扶持不少，可崇明农业为上海市场做了多少贡献？

　　这话让在场的人感到不小的压力，如果说过去崇明农业受到交通影响，不能往上海市场很好的流通，可如今，长江隧桥开通在即，崇明通过陆路与上海相连，机遇就摆在了面前。崇明的不少官员已经在用隧桥时代的思维面对这一变局。

　　今年3月，由县农委牵头，成立了崇明绿色农产品产销联合会，协会四名工作人员，其中三人来自县农委，一人来自供销社，农委调研员陈秀耀出任联合会会长，用他的话来说，这个联合会，就是要让崇明农产品“抱团”进入上海市场，同时，对会员实行严格的绿色准入制度，这一招，也意味着要提高崇明农产品的质量，完成绿色农业在崇明的布局。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崇明33家较有影响力的农产品供应商和上海大型超市采购负责人牵在一起，陈秀耀说，这就是所谓的“农超对接”。对于农户来说，联合会出面，实际上就是农委出面，他们等于有了和政府对话的平台，而且超市也免去了他们的入场费，农户在超市面前，就获得了更大的谈判权。

　　今年7月，王相林果园的葡萄第一次进了超市。每天，他都会按照超市的要求，把葡萄成箱分装，通过货车转渡轮再送往超市的配送中心，最后，进了上海市民的菜篮子。

　　现在，陈秀耀成了大忙人。他在晚上9点接受了采访，第二天，还要赶到市区，这一次是为了崇明农产品的销路，带领果农和超市进行谈判。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

　　黄晓一方面担心传统文化在年轻人手里断了根，一方面，又期待着在涅槃中新旧文化的碰撞。

　　崇明县文化馆副馆长黄晓说，长江隧桥开通很可能给崇明再次带来大批的新移民，并可能给崇明的文化带来新的元素。

　　历史上，崇明的文化就与移民历史紧密相关。黄晓说，崇明好几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大部分都不是崇明本岛的，但是传到崇明以后，就在这里扎根了，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别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但在崇明还有。

　　比如说崇明“扁担戏”，是木偶戏的一种，俗语概括说“一副扁担一台戏，一人演戏百人看”。民间艺人挑着扁担走街串巷，表演的时候，扁担往木桶上一插，做舞台中柱，帐子往四周一围，艺人往木桶上一坐，锣鼓一响，戏就开场，说唱吹做全由一人担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在民间相当的火。到现在，只有朱家一家人还能唱。

　　黄晓说，这说明什么，崇明岛的人穷啊，你看过去这都有人学，在别的地方早都没了。可是，也正是因为岛屿的封闭和落后，才使得民间艺术一代代传承下来。

　　三峡移民来到崇明以后，在一些地方能看到一些民间艺人演出四川地方戏曲。文化的互相影响和改变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是黄晓说，也说不定哪一天就能看见融合了川剧元素的崇明艺术。

　　崇明即将彻底回归南岸大都市的怀抱。现在的崇明岛，从政治、经济到社会和文化各领域，都在准备着全方位的思想涅槃，无论是农委等政府部门的官员，还是各行业的老百姓，都能不同程度地体会到，崇明的人文环境正随着隧桥通车的逼近在一点一滴地变革和重构。

　　而黄晓一方面担心传统文化在年轻人手里断了根，一方面，又期待着在涅槃中新旧文化的碰撞。

　　跨海隧桥通车，大岛—大陆一日生活圈或许就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这又会给崇明人的文化心理带来多大的变化，这变化要经历多久，继而对岛屿思想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思想变革或需要一代人

　　从封闭变得开放之后，崇明干部的思想、老百姓的观念，都必然需要一个逐步走向开放的转变过程，“这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作家赵丽宏老家就是崇明，可是在市区长大，到了中学毕业回到老家插队落户，后来在他的散文里，有许许多多描写崇明的文字，写他的家乡、他当知青的岁月。

　　“当年插队，村里的朋友，几十年过去一直都有联系，当然他们有的人后来也离开了崇明，到了上海市区或者其他地方，可有的人还会回老家盖一栋房子，想着将来老了要回去，他们还劝我也去盖房子。”赵丽宏说。

　　“崇明人恋家，从崇明出去的名人不少，可是很多崇明人也想要回来。也许有一天，崇明发展起来，这就成为现实，崇明就能留住他们。” 崇明县县委书记彭沉雷说。

　　彭沉雷直言，到崇明后，自己就感觉到了和大陆不同的岛屿文化，崇明人不愿意出去闯荡，而隧桥通车后，上午出去，晚上就能回来，出岛就业等各方面都应该会有大的发展。

　　在崇明采访，几乎每个人都说，隧桥的开通肯定是一件好事。原来崇明的农民到上海做生意，经常要担心因为天气而耽误行程，轮渡虽然是24小时航行，可是夜里航班少，受限大；只有大桥开通，真正打通了大陆和海岛的连接，才是真正意义上24小时的畅通。

　　“原先大家都想居住在市中心，这是一种被大家接受的理念。同时也是交通不发达时，客观条件决定的。但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等到轨交、高速四通八达的时候，居住在崇明，工作在浦东或者其他中心城区，绝对不是奢望，是完全可能的。”彭沉雷说。

　　那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又如何与本岛文化对接？

　　从崇明岛来上海市区开车的出租车司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聊起崇明，就有说不完的话题。时时靠着GPS导航的出租车司机就是一例。他说，再往前几年在崇明，家家户户白天都不关门，一来是邻里都熟悉，二来也是民风淳朴的象征，而在大都市，人在弄堂里，拐个弯就找不到了，人心也跟这弄堂一样，让人看不到底。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葛剑雄认为，一些特殊的海岛文化，多是由于长期与大陆联系受限而形成，这一方面形成封闭的文化特征，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独特的风俗保留下来。就是在香港，类似于南丫岛这样的岛屿由于过去交通的不便，保留了和大陆不同的文化，到了今天，反而成为旅游参观的景点。

　　崇明的闭塞，一方面让它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上海经济板块中最黯淡的一块，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成为它的后发优势，如果这块土地更早地与大陆相连，环境优势早已经在工业发展中消失殆尽。现在，这块1229平方公里的土地，又为上海的未来发展留出了巨大的拓展空间和想象空间。

　　从孤岛变成半岛，从封闭变得开放之后，崇明干部的思想、老百姓的观念，都必然需要一个逐步走向开放的转变过程，崇明县县委书记彭沉雷说，“这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