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敌/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简介 陈寅恪，一代文化大师，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特立独行式人物。其所提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与其学术成就一起，已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精神遗产。《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对其学术成就、治学特色以及师友关系等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释。本文系书中《千古文人国师梦》一文的节选。

　　查“国师”一词，本是古代帝王对于佛教徒中一些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称号。我国高僧获得国师称号者，一般以北齐时代(550-577)的法常为始。后“国师”一词即专门用来指可以作为一国之师表的人物，如《陈书·周弘正袁宪传赞》中就有“观其雅量标举，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国师矣”的说法。说来有趣，历代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大概就是成为所谓的“国师”罢。从西周的姜太公到春秋时的伍子胥、范蠡，战国时的苏秦、张仪，再到汉代的张良、三国时的诸葛亮，唐朝的魏徵、宋代的王安石、明朝的刘基，清代的翁同 直到近代大儒康有为和章太炎等等，其实都是怀着为君师的抱负走上历史舞台的，只不过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而已。

　　章太炎年轻时崇拜明末民族志士顾炎武，遂将自己名字也改为“太炎”，以示追随之意。但中年后他又有了一个偶像，就是明朝开国功臣、明太祖朱元璋的军师刘基(刘伯温)。据说他被袁世凯软禁时最大的愿望是不愿死后葬于杭州，而是要“与刘公冢墓相连”。为此他托人寻访到刘基的墓地，并与其后人协商要将自己埋在刘基墓旁，“以申生死慕义之志”。这个愿望看似奇怪，其实不然，因为章太炎一直认为自己的“事业志行”，与他崇拜的刘基颇为相似，而刘基就一直被视为明代的开国“国师”。至于章太炎本人逝世后，最终还是葬于西湖之滨，这其中的曲曲折折因与此文无关，不说也罢。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人深受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言的“毒害”，而且这“毒”还中得不轻。刘基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毕竟成功了———朱氏王朝就是把他当做国师来对待的。不但能为君臣，而且为君师的抱负居然也实现了，人生如此，又复何求?然而，这位成功的国师下场却不怎么美妙。他虽然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赫赫功勋，所获赏赐却很少，而且多次遭受奸人陷害，幸得刘基聪明机智，及早隐退，才躲过灾难，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死得莫名其妙!对此民间有多种说法流传，但无论哪一种，背后都有最高统治者迫害的阴影，“狡兔死，猎狗烹”的结局再次出现在刘基这位国师身上，是否让人大为感慨呢!

　　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则要看其这一个多世纪来所扮演的角色。我想大致可以这样分类:第一是启蒙者。第二是殉道者，因为启蒙不成反成为牺牲。第三是流浪者，同样是由于启蒙不成被迫流浪，无论这流浪是真正的被放逐还是仅仅在于精神，这流浪可以说仍在继续。最后就是不受欢迎者，不受统治者欢迎还好，但很多时候也不受民众(知识分子眼里的启蒙对象)欢迎(这一点中国的历代文人都没有解决好，现代知识分子亦然)。因此，从整体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20世纪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也是“罪有应得”———因为自身没有处理好和统治者以及和民众的关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如何更准确地看待自身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所谓“安身立命”，“身”在何处安，又要立何为“命”，都是问题。还有就是该如何对待政治(权利)和商品经济(金钱)以及二者的联手?我的感觉是，单独一个大概还可以应付，二者联手或接手进攻就很少有人能够抗拒，本人似乎也不例外。由此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大体总是归于悲剧———受到统治者青睐的，容易成为其获取和维持权力的工具。受到迫害的，则自然也是悲剧。

　　不妨举个例子。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这位深受蒋介石青睐的大才子，以自杀方式离开世界。据说陈布雷自杀前不久曾对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搞了大半辈子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陈布雷对为之服务的统治者如此忠心，曾深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和赞赏，而结局却如此耐人寻味。据说宋美龄当年获悉陈布雷身体孱弱，竟然坚持每天送碗牛奶为其滋补———倘若此事属实，陈布雷先生的感动大概不会比诸葛孔明受到刘备三顾茅庐的礼遇少吧。而陈布雷死后，蒋介石在那样的形势下仍对其去世深表哀伤，并同意陈布雷可以享受国葬礼遇，只是其夫人婉言谢绝而已。但蒋介石还是写下了“当今完人”的匾额以示祭奠，并兼有盖棺论定的意思。

　　说这个人代表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理想，应该没有错。传统的中国文人，其理想不是为君师，就是为贤臣，而到了现代，则把这两者转化为某个利益集团或某个政党服务，陈自然是后者，其地位曾经是炙手可热，不知有多少文人羡慕，但为何下场不佳呢?从他的命运，再看看历史，我悟到一点:也许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定位过高了，这自然和传统有关，也就是所谓的道统对政统的监督问题以及文人一直试图进入最高统治阶层(成为国师)的梦想。这让我想到了陈寅恪。当年在王国维去世后，面对当时纷乱的社会局面，他和吴宓曾相约绝不加入任何政党。如果连在大学教书治学也不能，就只好经商以养家糊口———须知这经商应该是中国文人所一向不齿的呢———文人到如此地步，其境遇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但陈寅恪宁愿经商也不和政治发生瓜葛，是否也在暗示知识分子的另一种选择?

　　至于在西方，同样也有所谓的国师梦，这只要提一个柏拉图的例子。叙拉古的诱惑对于他是那么充满吸引力，以至他竟然三次来到那里，只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却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次是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到达西西里岛，在叙拉古宫廷会见僭主狄奥尼修一世，但宾主交谈并不投机。僭主信奉军事实力，柏拉图谈论唯心论哲学，结果不欢而散。第二次是公元前367年，柏拉图应戴昂邀请去叙拉古担任新即位的狄奥尼修二世的教师，但老师想教的学生却并不热心学。第三次是公元前361年狄奥尼修二世再邀柏拉图前往叙拉古，结果仍然是败兴而归。从此柏拉图才断了参政之念，安心治学。想想就连柏拉图这样的智者也不能避免成为国师的诱惑，其他的文人有国师梦也就可以理解了。

　　可惜，很多做国师梦的中外文人都忘记一点:是否成为国师不在于你是否有水平，而在于为之服务的当权者是否认可你，是否给予你应有的信任和尊重，晚清的翁同 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先是得到光绪尊重，又受到慈禧的贬斥并终于被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下场，说明无论文人如何有才，一旦主子投靠错了命运也就无可把握。再如袁世凯当年软禁章太炎之时，袁氏内心恨不得将章太炎置于死地，却迫于章氏声望，不得不让手下厚待章太炎，但自由却是没有的。这说明“国师”这个称号，在统治者看来，其实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不好给人也不愿给人的。

　　其实，国师也好，贤臣也好，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如何处理文人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从历史上看这二者的关系，确实很微妙，倒不好一概把对执政者持批判立场者奉为斗士的，因为有时候你的批判其实正是维护。很多时候，文人即使是对某一社会制度发出最严厉的反对声音，实际上也为这种制度提供了隐秘的帮助:因为通过他们的反对，他们暗示了这种制度是民主的———它还可以容忍反对的声音。最后，说来说去，这文人的国师梦好像还是可以做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