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报纸文章《寂静钱钟书》被选为福建省2009年高考语文阅读题，作者周南(化名)自己试做了一遍题，总分15分中只拿了1分。尤为荒谬的是，一个被作者认为“说出了我内心最真实意图”的选项，参考答案却是错的。

　　“出题老师比我更好地理解了我写的文章的意思，把我写作时根本没有想到的内涵都表达出来了。”周南这句话有些调侃又有些无奈，不禁令我们想到“郢书燕说”的故事。古时候，有个人从楚国的郢都写信给燕国的相国。写信的时候因烛光不太亮，此人就对在一旁端蜡烛的仆人说:“举烛。”并随手把“举烛”两个字写到信里。燕相收到信大悦:“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把这封信和自己的理解告诉了燕王，燕王也很高兴，随即选拔贤能之才，果然燕国大治。不过，“理治则治矣，非书意也”。

　　误打误撞写进信札的“举烛”，经穿凿附会竟成了治国箴言，这真是个“美丽的误会”。在《寂静钱钟书》一文中，寂静“正是他一生的格调”一句是作者顺手写就，出题人却要求从“格调”一词中读出“内涵丰富”，这个问题连作者都被问傻了，高考学子们更该无所适从了。

　　按照长期以来的教学模式，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理解被特定的社会观念，特别是阶级论、社会性质论等所束缚，使得教材、教参和专家等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堕入了单一化、概念化的框框。把文学作品视为客体，对其进行分析、归纳、概括，有人讥之为将语文课堂变成了“屠宰场”，把一篇篇优美的文章肢解成一堆鸡零狗碎。这类的阅读与理解在每年的语文试卷中也都是重头戏。为了能得到高分，学生只能揣摩命题意图，个性思考扼杀殆尽，长此以往，学生哪里还有创造性思维呢?

　　对待同一部作品，由于读者的审美经验和阅读条件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批评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这样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在清代学者王国维眼里是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悲观主义作品;在现代学者胡适看来则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而毛泽东说，一部《红楼梦》，就是封建阶级的没落画卷……到底哪个是“标准答案”?恐怕难有定论。

　　著名教育家王岱说过:“现在教育的弊端，不仅仅是应试教育的问题，而且是一种人文价值、人文底蕴流失的表现，是一种社会政治庸俗化、功利化的集中反映。也许现行教育的症结就在此吧。”文学的多义性和丰富性正是文学的生命所在，而这一多义性和丰富性又是由人的丰富多样决定的，由人的丰富多样的认知结构决定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南宋思想家陆九渊甚至更有“六经皆我注脚”之说。每个学生都应该在自由阅读中得到丰厚馈赠，而不是因死记硬背所谓的“标准答案”，而导致言语和思维功能的弱化、思维品质的低劣乃至人格的单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