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年中，我无数次见到了这样的自习：漏风的教室里，没有炉子，两张课桌被拼凑在一起，中间有根蜡烛头，火焰隐约扑闪……”共青团中央西部支教团第一批成员、复旦新闻学院1995级本科生崔倩，动情地向记者回忆起10年前的支教生涯。

　　她说，当初之所以毅然报名，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宁夏西吉县支教，是因为在新闻学院的课堂上，无数次听过范长江的故事。这位著名记者在战乱年代，孤身行走于大西北实地采访红军长征情况，考察中国的社会现实，留下了名垂中国新闻史的《中国的西北角》，“这种‘用脚丈量中国，用心观察社会，用情回报公众’的精神，深深烙入新闻学院的教育中。”

　　胸怀民众，是复旦新闻人始终如一的期望。老系主任陈望道自己的办刊经验是：“找准题目、找准作者、切合社会热点而已。”他曾与鲁迅等发起“大众语”运动，强调写作要用“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的语言。

　　服务百姓，亦是复旦新闻人时刻护卫的理想。1956年，时任新闻系主任的王中，提出“报纸要根据读者需要来办，这是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在当时振聋发聩。系友、现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的吕怡然感慨地说：“一批正直的老师以他们的良知、智慧和独特的方式，始终教我们求真。”

　　从复旦新闻学院走出的许多名记者、名编辑，始终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如新华社记者吴复民，长期从事经济报道，亲历了上海国企改革反复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在《经济日报》工作的詹国枢，撰写了大量经济时评，为改革鼓呼、为企业把脉；《甘肃日报》记者周玉兰，在怀孕期间仍坚持做监督报道，屡遭威胁而从不退缩……

　　【对话】

　　崔倩（复旦新闻学院1995级本科生）：那一年的支教生活，我收获颇多：在西北的大自然中寻找到了自我；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人需要的感觉；最重大的收获是对社会和人的多样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人对己都更宽容、更理解。

　　王帆（复旦新闻学院博士在读）：好学力行，为的是“铁肩担道义”。这对现今我们做学问、做记者乃至做人都有很大的意义。这是一种坚守。虽然传媒工具日趋多元化，由报纸而电视，由电视而互联网，工具在变，但我们的理念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