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期间，王蒙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对当代中国文学作出了评价：现在“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

　　王蒙持这种文学看法的理由有这样几点。其一，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其二，有些在新中国历史上曾被严厉批评过的作家，如今不仅作品接连出版，并且还受到了当下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比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再比如对待胡适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有出版社想出版胡适的文集，曾经引起过不同意见，但现在各种的胡适文集已出版很多。王蒙这些看法经一些文化媒体报道后，很快激起了文化评论界的一些反应，抱质疑、不支持、否定态度的居多……

　　笔者以为，王蒙对中国文学现状的分析中，文学出版数量巨大、文学界出版和阅读的宽容自由的氛围等中国文学的特征，无疑也是“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一些表现，但还远远未达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标准。所以，要期盼“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到来，我们的文学也好，作家也好，至少应该解决这几方面的任务。

　　首先是要解决好文学的外部环境问题，或说文学的生态问题。应该把发展高雅、深刻、崇高和优美的文学艺术作为全社会的共识，作为作家和文学书写的时代精神和时代主调，鲜明体现我们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核心价值体系，创建具有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宁静的文学圣坛，让全社会充满阅读优美的文学、高尚的文学的风尚，从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背景上，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创建一个和谐、健康、发展的文学生态。

　　我们的作家群体需要重铸文学的精神信念。目前，为批评家和读者所主要诟病的，是我们的文学、我们的作家在这个商业社会缺失了文学的精神和信念。重拾文学精神，重建文学理想，就是需要作家从把文学变成个人私欲这个小圈子中解脱出来，从把文学变成娱乐、消遣的工具中突围出来，从文学被商业原则支配、把文学当作逐利的工具中解放出来，树立作家和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精神的担当责任意识，坚守心中那些人类的高贵、崇高、神圣的价值、秩序、尊严品味，把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作为不懈的追求和使命。

　　解决好大力提高文化和精神创造力的问题。这几年，文坛上的抄袭之风可谓不断，这几乎成了文坛的痼疾，也为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带来了耻辱，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一些作家法律意识、道德感和敬畏心的严重缺失，更反映了文学原创力的缺失。对作家个体而言，生命、灵魂的渗入和投入，这种创造力的舒张和释放，是文学作品的艺术格调、思想内涵和文学品位的基础，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或者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文化创造力旺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那才是一场真正的文化盛宴，文学的盛宴……

　　作家这个群体需要文学的道德良心。为什么有人用“垃圾”描述我们的文学现状？是我们的一些作家也好，作品也好，的确突破了人类的文化的、美学的，更重要的是道德的底线。一个作家应该具有道德和良心的自觉和自省精神，在他的文学价值和判断中，他的文学良知不应有丝毫的懈怠，他应该把坚持这种精神作为内在的渴求和深切的需要。对一个文学艺术家来说，故意乱画一笔或乱写一下，就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是一种道德上的犯罪。

　　西方文艺理论家圣·佩韦曾说，文学的“神殿有待重建，不过这重建只是在扩大它，使它成为一切高贵人们的家，一切永远在增加精神快乐与精神财富的总量的家”。我们相信，这不就是我们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