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磊

　　广州博仕医学整形美容医院负责人张建军博士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能站出来说一些公道话。”期间，张一直在表达着一家医院有理说不清的委屈和无奈。

　　这种委屈、无奈以及对媒体的期待，过去往往在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中出现，而如今，就连医院这样似乎从来都是以高姿态出现的单位也开始显现出自己的无力感。就社会公权力的发挥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可喜的事———小老百姓的诉求终于不再被淹没于话语权的极度不平衡中。

　　但是，从公权力的载体上看，赵慧玲的事件又是让人心忧的。赵爬电线塔的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一段时间层出不穷的攀爬海珠桥事件。爬的地方不一样，但是将他们一步一步送上去的梯子，则都是对正当诉求渠道的不信任，抑或是失望。站得高，自然为公众特别是媒体所关注。利用甚至挟持媒体来发出声音，这几乎成了登高者的共识，因此，媒体便成了公权力的载体。

　　诚然，这对于媒体自身来说应该是一种荣幸，但是应该清醒的是，媒体作为一个社会公器毕竟不能包打天下。在赋予对方发声权的同时，往往很难同时将相应的义务加诸其身。因此，即使是“弱势群体”，一旦获得了话语权，也往往可能比“强势群体”更强势，因为整个社会的同情心都站到了他这一边。这时若没有相应的规范和义务加以约束，对于纠纷的公正解决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执法者作为真正的权力执行者，理所应当地要担负起公权力载体这一责任，此外，还要对公民行使权利的同时所应承担的义务进行监督。公民应该受到维护的权利，执法者要主动帮其维护，但是一旦出现“维权过度”的情况，执法者同样应该及时制止，以免对方的权利受到侵害。

　　真希望有一天，维权的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媒体，而是执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