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报社同事告诉我，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对“最牛官腔”作了严肃批示。作为最先独家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我认为，这不是对我的肯定，而是对整个社会舆论的回应；这也不是针对说出“拉屎”言论的梁某的个人批评，而是对政府官员的殷殷期望。

　　最近一年多来，报社安排我密切关注天河交通问题，因为这是市民当下反映的热点。10月28日中午，我前往天河交警大队参加黄埔大道交通整治协调会。会议中，我一直坐在会场的侧边，用数码相机做好视频记录。保证与会者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方案的讨论都有最原始的记录。协调会后期，会议召集人郭晟被五六个同行围住，询问着新方案实施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直接接触与会的交警负责人的好机会，就主动上前向天河交警大队大队长吴泽驹提问。我和吴大队长谈了五六分钟，正对问题做进一步追问时，我右手边一个男子突然站了起来，用粤语大声地说出了那段“最牛官腔”。

　　相关的内容我已经在前日的《羊城晚报》上做了详细报道。为什么要做这篇报道？我想，我是履行代表公众向政府提问的职责，我不认识这位与会者，之前和他也没有任何过节。我想反映的，是当下个别官员面对公众诉求时的冷漠心理，而这番极端言论，正是一个典型例子。

　　朱小丹书记的批示，让我坚信了报道的初衷，感受到了政府顺民意正政风的决心，更让我坚定了信心：对广州的市政建设造福市民有信心，对政府大力支持舆论监督、拓宽与民众沟通的渠道有信心。

　　本报记者 黄巍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