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报道 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唐德刚先生，于2009年10月26日晚间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享年89岁。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家圩，幼时在私塾念书，旧学邃密，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黄彰健等人同学；此一时期的“中大”历史系有“沙坪坝的黄金时代”之说，柳诒征、朱希祖、缪凤林、郭廷以、向达、沈刚伯、贺昌群、白寿彝、韩儒林等史学家皆执教于此；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讲授《汉学概论》、《中国史》、《亚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课程，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7年。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

　　唐德刚的散文可读性颇高，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誉之为“唐派散文”，“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文章口无遮拦，气势极盛，妙趣横生。” 唐德刚与其师郭廷以，都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家，也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

　　唐德刚曾当过兵，做过中学教员。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及口述历史工作，与当年政要如顾维钧、李宗仁、陈立夫等人多有接触。与胡适有忘年之交，有师生之谊，曾著《胡适口述自传》（1981）、《胡适杂忆》（1979）。唐德刚夫人吴昭文，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

　　“三分胡说，七分唐著”

　　“历史非直线，弯曲有上下”

　　为胡适作传留下第一手史料

　　“三分胡说，七分唐著”

　　唐德刚到美国两年后，美国入侵朝鲜，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因为学生不能随便回国，唐德刚因此留了下来，他主修欧洲史和美国史，随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取得美国国籍，留校执教，前后达15年。

　　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者。从整理、抢救史料的重要性、紧迫性考虑，唐德刚萌生了搞口述历史的念头。上世纪50年代后期，唐德刚在哥大东亚研究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协会”，动员美国的社会力量参与此事，意在把中国旅外的各界要人过去的经历通过他们的口述记录下来，加以整理、出版，传诸后世。他的著作中，最为大陆读者所熟知的，是《晚清七十年》一书。

　　1958年4月，胡适离美抵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在台去世。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影印发行《胡适口述自传》。1979年，唐德刚将上述自传译成中文，他着手写一篇序文。谁知一下笔便一发不可收，竟写了洋洋十余万言，于是，干脆单出了《胡适杂忆》一书。《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这两本书如今已成为研究胡适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有人干脆戏说胡适自传为“三分胡说，七分唐著”。

　　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历史非直线，弯曲有上下”

　　唐德刚此前曾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专访，对他从事的口述历史事业、与一众历史名人的交往经历有过一段深度解读：

　　教美国人区分诸葛亮和孔明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著名历史人物做了口述史，能介绍一下是怎样开始口述史工作的吗？

　　唐德刚：口述历史，并不是我要搞，是偶然的。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上世纪40年代，当年是从国民党的中央大学拿了“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传统历史学的，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

　　既不能回去，后来学校便又招呼我回来替教授做历史系助教。那时候做助教被教授唤来唤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我记得有个历史系教授，美国人，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

　　说起口述史来，一晚上也说不完。“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我的老师亚伦·芮文斯（Allan Nevins）开创的。那时美国对战后很多国家都很有兴趣，政府和基金会都有这笔基金。国民党垮台后，这笔钱花不出去了，但他可以研究国民党。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因为我会讲汉语。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口述史是胡适。

　　李宗仁有时会信口乱讲

　　记者：有人说您的运气很好，在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时候，是胡适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也有时间给您讲自己的经历？

　　唐德刚：我认识胡适的时候，也正是国内清算两个姓胡的，胡风和胡适。胡适怎么敢回去！胡适虽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国过得很辛苦，跟我们一样，也没饭吃。胡适大博士，英文也讲得那么好，也找不到工作，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求人。

　　胡适那时候时间太多了，也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还组织文学社，不但胡适，林语堂也在。因为林语堂写英文书拿了一笔稿费，翻译成中文又拿了一笔稿费，所以他过得比胡适好。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保险，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

　　记者：除了胡适，您还给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人做过口述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编者注：我们有共同语言）！那时候李宗仁在美国也没饭吃，但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哩。

　　李宗仁是军人出身，读了三年书，桂系军阀，文学、历史完全不懂。我和李谈话，他讲不了英文，而且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

　　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认识。

　　陈立夫不够格位列四大家族

　　记者：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都在同您联系，想做自己的口述史，后来为什么只做了那几个人呢？

　　唐德刚：国民党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因为美国人给钱。宋子文找过我多次，我并不认识他，但他知道我，我也想做宋子文的（口述史），他是多重要的一个人！但我没办法，在哥伦比亚我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主持政策的人。

　　记者：如果给宋子文做口述史，哥大会给宋子文、胡适和顾维钧同样的报酬吗？

　　唐德刚：不同的。它衡量每个人值多少钱，也考虑这些人本身有没有钱。美国人也知道胡适可怜，像他这样的人不能死在美国吧？那样就成了美国的大笑话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给胡适薪水。我跟哥大讲好，给他3000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这是笔巨款。（李宗仁呢？）一个铜板没给，因为他有钱！顾维钧也没给钱。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是陈立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做过院长，蒋介石的左右手，但国民党破产，台湾也讨厌他，只给他一笔路费把他赶到美国来。他后来真是吃饭都成问题。我后来到大陆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词，但我认为陈立夫可不够资格，他过得还不如我……

　　张学良的书“没法写”

　　记者：大陆很多人都认为，您没有给张学良做成口述史是个很大的遗憾，您怎么看这件事？

　　唐德刚：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张学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

　　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我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你的事情装在头脑里，你的头脑有多大？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

　　历史学家也能对现实发言

　　记者：您接触过的这些名人，哪个好相处？

　　唐德刚：还是胡适。我和胡适还有些私交。有些事情，我还可以教训胡适一顿。胡适一辈子教了很多的学生，我是他最小的一个。

　　记者：可是这种关系如何平衡———既要和他们保持密切关系让他们毫无保留，又不能有闻必录？

　　唐德刚：我这个人可能运气好，很容易和他们搞到一起。怎么平衡？我讲的是历史，是历史真相。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记者：我注意到除了历史著作外，也有许多涉及时政的文章或评论。有人认为，历史学家更应注重发掘新的证据或事实，过分跟进当下发生的事情、对现在发生的事情作出评断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唐德刚：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

　　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

　　安徽地灵人杰

　　历代才人辈出

　　唐德刚的家乡安徽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古往今来，英雄人物、名流泰斗辈出。有人曾做过一个网络调查，按照百度、谷歌和雅虎网上的搜索频率，取平均值排序，评选出“十大安徽名人榜”，榜单如下：

　　第一名：老子

　　第二名：杨振宁

　　第三名：曹操

　　第四名：庄子、胡适

　　第五名：朱元璋

　　第六名：李鸿章

　　第七名：包公（包拯）

　　第八名：周瑜

　　第十名：陈独秀

　　榜单之外，还有些“安徽人”不得不提：

　　上古时期有大禹；先秦时期有姜子牙、管仲（管子）；秦汉三国时期还有范增、张良、华佗；两宋时期还有毕升；元明清时期还有戚继光、方苞、张英、张廷玉父子、胡雪岩；近现代就更多了———刘铭传、丁汝昌、段祺瑞、冯玉祥、张治中、卫立煌、王明、洪学智、姚依林、邓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