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重庆街头的难民潮里出现一支奇怪的队伍，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英国猪儿扛着北京肥鸭，荷兰牛儿驮着长毛兔儿……

　　若干年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七七事变之后，随即而来的是八一三淞沪会战，那个时候学校正在放暑假，中大校长罗家伦出人意料地连发电函，催促正在休暑假的师生紧急返校，为迁校做准备。

　　罗家伦的这个决定在当时受到不少人的质疑。那时候德国驻华大使叫陶德曼，一直在尽力调和中日问题，于是，有些人就用他的名字来取笑罗家伦，叫他“陶德快”。

　　不过在当时，这个迁校的命令背后却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罗家伦当时已在重庆沙坪坝找好一块地方作为校址，并赶制了大量坚固、大型的木箱，据说有1000多个，随后就将图书馆的藏书、杂志以及理工农医四个学院的仪器装箱。到当年10月下旬，“中大”所有的图书仪器已全部装运一空。

　　不过，罗家伦也有遗憾，那就是农学院从美国和澳洲等地巨资引进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品种却无法全部装箱带走。在罗家伦的回忆录中记载道:“我们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

　　1937年11月中旬，上海失守，战火在向南京蔓延，畜牧场余下的教工依然没散。

　　到了12月9日，南京已成了围城形势，畜牧场负责人王酉亭带人到南京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高价雇了四条大木船驶至下关，畜牧场职工除少数人回家外，其他男女职工全部出动，把鸡笼、兔笼置于乳牛背上，分羊群、猪群、牛群3队赶出挹江门，至江边上船。

　　船在枪炮声中迅速驶过长江，到浦口登陆。这一大队家禽家畜在浦口上岸，就沿南京至合肥的公路驱赶前行。因为此时战局已万分紧张，为早日脱离战场，王酉亭命令全队人员及牲畜昼夜兼程前进，除中途需饲喂它们外，不得停留。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来不及撤离的市民们经历了南京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日子，而动物大军已行至离南京有百十里的路上，到12月底就过了合肥，算进入了安全地带。

　　这年春节时，“大军”已赶到豫皖两省交界的叶家集。王酉亭即电重庆中央大学，告知费用困难。“罗校长接电后，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并电告大军不可再去武汉，须沿大别山北麓公路西行，过平汉路，再沿桐柏山南麓径趋宜昌。”

　　动物大军在耗时一年后抵达宜昌，行程约三千华里。“大军”赶到宜昌后，宜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深为教工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同意挤出舱位并不收运费，输运乳牛、羊等活口至重庆。

　　罗家伦校长本身是个诗人，与动物大军在重庆见面的场面他在回忆录《逝者如斯夫集》中用足了笔墨: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3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

　　中大西迁后，牧场地址位于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得体，抗战八年中除批准淘汰的牛外，从未病死过一头奶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