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走出“文化年”老套路

　　

　　●1975年，他一心想参加革命，从德国来到北京留学●他参加过上山下乡，最终失望离开

　　●中国作家为他做媒，他又把老舍、张洁的作品翻译到德国 ●如今，他是“德中同行”的项目总监

　　文／记者 周海滨图／记者 李少文

　　断断续续在中国生活工作15年的德国汉学家、现任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德中同行”项目总监米歇尔·康·阿克曼是个地道的“中国通”。早在1975年他便与中国结下深厚缘分。

　　阿克曼说，他发现武汉“德中大道”有一个特点，就是中老年人特别多，“在广场音乐现场，看到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感兴趣”。

　　约访他的过程和他的繁忙程度成正比。在德中大道上，近一米九零的大个头在忙忙碌碌，很显眼。终于送走了客人，他走到会议厅的中国接待生旁边，用字正腔圆的汉语说：“一杯咖啡”。

　　“好的，老阿！”接待生递过一杯咖啡。我们的话题就从阿克曼的称呼开始。

　　阿克曼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一个偏僻的村庄，曾祖母是德国一位著名的画家、祖母是一位演员，父亲是一位政治家。

　　23岁，阿克曼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社会学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转向一门更加不“实用”的稀缺专业：中国古代语言文学。由于中国文革影响，1968年欧洲爆发学生运动，信奉“毛思想”的年轻人上街游行和当局对抗，阿克曼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并被抓进拘留所3天。1975年他来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语言、赴北京大学学习中国现代历史。这是当时中国接受的第二批外国留学生。

　　文革末期的气氛让左派青年阿克曼非常失望。阿克曼后来回到德国之后改行，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80年代初，阿克曼成为第一批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翻译过老舍、张洁等作家的作品，其中张洁《沉重的翅膀》德译本引起巨大反响。阿克曼的散文集《中国：门里门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私人旅行经验中的社会人群肖像》成为了一本重版多次的畅销书。

　　1994年底，阿克曼调任歌德学院莫斯科分院院长，后来转赴罗马任罗马分院院长。2006年歌德学院总部组建歌德学院中国大区，邀请阿克曼担任中国区总院长，阿克曼只考虑了半天的时间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阿克曼谈中国文化。

　　▲阿克曼和常青学校建立交流关系。

　　来中国参加革命、上山下乡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是当代艺术

　　来中国参加革命、上山下乡

　　记者：您喜欢别人称呼您阿克曼、阿总（“德中同行”项目总监）还是老阿？

　　阿克曼（以下简称老阿）：还是老阿吧，亲切一些。

　　记者：老阿，有一部德国电影《The Edukator》，讲的是三名德国新青年怀念1968年的社会风潮，搞破坏行动反对现存秩序，但是遇到挫折的故事。您那时候参加1968的运动，之后来到中国，有没有感到对“革命”失望呢？

　　老阿：理想主义者都认为社会需要改造，但是改造世界并不那么容易。文革时的中国都很疯狂，发疯地想搞革命，这种力量感染了欧洲，我就是想来中国见证这种革命热情。但是等我1975年来到中国时，中国人对革命已经麻木了，这让我十分失望。迷茫了一段时间，我渐渐懂得，是我自己出了问题，我应该放弃狂放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中国是一个用任何“主义”都不能概括的国家。有一位德国总理说得很精彩，“如果18岁你没有相信一个主义，你是一个混蛋；如果你40岁还相信一个主义，你就是一个傻瓜”。我在中国经历了痛苦的改变自己的过程，这是每一个年轻人要经过的。

　　记者：您还下过乡？这种经历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老阿：我做过工农兵大学生，那段经历对我的改变很大。当时填“成份”，我不知道该填什么，想到在德国农村长大，后来就填了“农民”，这个“成份”为我省去了不少麻烦。对当时的外国人来说，想看到中国的农村是不可能的；下乡却让我有机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是在河北一个村子，在当地算条件比较好的，依然很贫穷。为了展示农村好的一面，大学还为我们留学生所在的家庭提供鸡蛋、面条，所以那家人特别欢迎我。

　　记者：当时其他中国人对您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老阿：他们害怕和我说话，因为和老外说话会很麻烦。我在北大有个同屋，我们俩生活方式差异很大。我交了一个女朋友，同屋非常不理解，我们俩在宿舍里不敢拥抱，他看到了一定会跳起来（大笑）。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是当代艺术

　　记者：余秋雨几年前在国外参观世博会中国馆后说，除了长城和大熊猫，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可宣传了吗？作为一位资深的对外交流人士，您对中国的对外宣传、提高软实力有什么建议？

　　老阿：很多人说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就是要拓展软实力等等，我很反感这个词。一提到这个词，就让我想到没有武器的部队闯进了对方的家里，表达的是占领的含义。文化和实力是矛盾的；文化没有“实力”，但有“能力”。文化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理解世界，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享受和知识。跨国的文化交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相互留学、旅游的人这么多，但是一遇到问题，传统的观念冲突马上就体现出来了。

　　记者：您能举个例子吗？

　　老阿：就拿我参加的法兰克福书展来说，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很多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参加。但是中国在书展上的表现，我只能说“一半一半”。有些对外交流工作，更多的是考虑上级满不满意，而不是如何让外国人好奇、产生吸引、“意外”，对中国产生兴趣。他们的宣传太刻板、太官方，没意思了。

　　记者：您觉得中国应该如何进行文化宣传呢？

　　老阿：如今中国在世界文化界最有影响力的是当代艺术。这部分人早在80年代就很活跃了，只是当时没有人关注。如今政府在这方面变聪明了一些，开始着力去宣传，这对提高中国的形象十分有帮助。

　　记者：您曾在80年代翻译过“朦胧派”的诗，是出于什么目的？

　　老阿：当时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就是零。我觉得，文学是理解另外一个文化最好的方式，通过文学，你可以真切体会到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感受、灵魂和梦想。所以我对翻译中国文学很有兴趣。

　　记者：能介绍一下您和中国作家的交往吗？

　　老阿：我和太太就是通过作家刘索拉认识的。刘索拉听说我需要一个助理，就推荐了我现在的中国太太。她一直鼓动我翻译刘索拉的作品，都没成功；她倒是最后成了我的太太（大笑）。刘震云也是我的好朋友。1987年他参加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我们初识。1993年，刘震云带我到他的老家河南孟津。那次旅行非常愉快，他的外祖母非常善良，和蔼。

　　记者：我们看到的一些“文化年”活动大多局限在两国的首都，“德中同行”为什么会想到在武汉、南京、重庆、沈阳这样的内陆甚至西部城市召开？

　　老阿：西方人对中国城市的了解不外乎北京、上海，如果知道广州已经很不错了。而武汉这些城市发展的速度要超过北京、上海，就拿平均收入来说，苏州的收入要超过北京、上海了。中国发展的中心已经分散了，这是我们首先想到的。

　　以前举办的“文化年”活动，是把自己认为文化中“伟大”的东西展示出来，文化变成了一种宣传的工具；这种方式已经让对方产生了厌倦心理，没有意思。所以当时德国总理施罗德提出来，可以找个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交流。在多次筛选之后，我们确定了“城市化——未来的城市”这个题目。

　　在内容上，我们认为所有活动都围绕文化展开还不够，城市化问题是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综合性的，所以把“文化年”变成了综合性的活动。此外，如今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单独可以解决的，需要各国合作。“德中同行”中90%以上的活动都是和中国合作完成的项目。

　　我们觉得只请一些专家谈谈怎么发展，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希望这个城市每一个市民都可以参与。中国大城市就缺乏公共场地，购物中心并不是公共场地，所以我们就想出“德中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