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九旬的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鲁惟一，年过八十的德国图宾根大学荣休教授孔汉思，德国波恩大学教授顾彬……近70位海外汉学学者和130多位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本土专家，今天齐聚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

　　听着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们对“中国问题”各抒己见，一些本土学者发出感慨：“在借鉴海外汉学研究范式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切莫‘主动’失落学术个性与自信。”

　　要的是“翻译味儿”？

　　“有时我真的很纳闷，有的文章明明出自国内研究者之手，可读起来却像是海外汉学家写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告诉记者，这些文章连语气、语调都像是翻译过来的，“后来知道，原来作者要的就是这个‘翻译味儿’。”

　　汉学（Sinology），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的学问。近一二十年，海外学者的汉学研究逐步从古代拓展到了现当代各个领域。

　　“问题是，现在国内很多海外汉学的‘粉丝’，早已越过一般借鉴的程度，把汉学当成了力求追赶的学术标准。”温儒敏教授说，“海外汉学有其学术谱系，理论方法、研究动机不脱离西方学术背景。如完全不加‘过滤’拿来用，就是把‘自我’错当成了‘他者’！”

　　前不久，美国一位很有成就的汉学家提出一个命题——“压抑的现代性”，说中国的现代性特征早在晚清就已出现，并非“五四运动”之后才有。正当国内一些学者围绕此说展开辨析和讨论时，一批模仿者已“及时跟进”，“压抑的现代性”成了国内学界时髦的议题，相关文章层出不穷。

　　“有些海外研究者的论点引进国内，一时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模仿，也是自然的。但如果模仿成为风气，左右了学科发展，则是盲目。”有学者指出，许多本土研究者有关“压抑的现代性”的论说，只是抓取某些“个案”作分析，毫不顾及“个案”的代表性，更“穿靴戴帽”地证明预设主题，结果离原创者提出这个命题的初衷及其学理背景相去甚远。

　　“借用海外汉学的理论，往往更容易出活。”一位圈内人士对记者说。例如，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近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强调理论设置。一些海外学者眼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汉学界地位较低，便力图把主流学术所看重的社会学、政治学等的理论带进文学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视野。但拿来国内后，这种方法被匆忙地演变为从概念到概念的大而无当的论说。文学中的情感、审美等都被忽略不计，成了可任意按社会学、心理学理论拆解的冰冷之物。

　　“这类‘仿汉学’并未提升研究品质，但出成果却是立竿见影。”一些学者提出，这一风气正在侵蚀年轻一代的学人。一些国内大学的文科学生，写论文也大谈现代性、文化冲突等等，充满浮躁的“汉学心态”，却没有扎实的论据与深入的思考。“很多学生读过几本时髦的汉学著作与西方理论，连《红楼梦》、《世说新语》都没碰过，却在论文中放言‘中国文化’！”

　　得靠扎实研究提升学术自信

　　“西方汉学家就像是‘左手拿放大镜’、‘右手举手术刀’的学究，纯粹是把‘我们’当成学问来做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陈跃红，曾在上世纪90年代访学荷兰莱顿大学，师从享誉西方的汉学名家，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可谓深得海外汉学“三昧”。他指出：汉学，在海外学者只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在他们心里，是找不到如本土学者那样关切国家民族命运、探究问题找寻出路的焦虑感的。

　　“即便研究对象和某些方法大致相似，但海外汉学所研究的中国，与本土中国学科研究的中国，就学术目标、问题意识等等而言，都有着本质差异。”陈跃红教授说，海外汉学家所做的，是挖掘中国的资源（文本），力图证明他们所关注的“普遍性问题”；而本土学者却须承担起更大更严肃的使命。

　　“现在‘仿汉学’成风，‘汉学心态’大盛，归根到底是缺乏学术自信的表现。”在温儒敏教授看来，借鉴外来学问可以，但问题的发现、建构和方法的选择，必须建立在自己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

　　本报驻京记者王乐（本报北京10月30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