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入秋以来最强寒流的北京，空气清冷，落叶遍地。10月31日清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钱老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的科学成就和爱国情怀却生生不息。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听到钱老逝世的消息，8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院士十分悲痛。“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和钱老1947年就认识了。”庄逢甘回忆说，那时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当时我早就听到过钱学森的大名。”

　　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他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祖国的召唤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切优越的条件。

　　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 庄逢甘说，“当时我也调入五院，在钱学森直接领导下从事火箭、导弹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工作。那时候，他经常鼓励我们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给我的印象很深，大大增加了我们年轻人的信心。”

　　从研究应用力学、创立工程控制论到提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从参与研制“两弹一星”到晚年积极建议发展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钱学森一生始终把自己的科研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和卓著的科学成就及贡献同样为人们所铭记的，是钱老淡泊名利的情怀。

　　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据他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这一辈子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涂元季说，比如他认为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所以其他人谁也不能坐，包括他的爱人蒋英。

　　“我没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钱学森在多个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

　　“曾经有人写信称他是中国的‘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他立即回信说，这么称呼他是不对的，不科学的。”涂元季说，“钱老回信说，导弹航天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一两个人能搞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而他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在涂元季记忆中，钱老一生就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老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老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老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老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陪伴了他26年的涂元季说：“钱老走得很平静。如果说还有什么未了心愿的话，那就是他在书信中表达的对祖国未来的设想，比如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什么样子。”

　　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