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本报集中火力，从老鼠到蟑螂，从蚊子到白蚁，对横行深圳的“四害”及其他有害生物，进行了全方位的猛烈“扫射”，引发了市民对除“四害”的强烈关注。是什么原因导致“四害”在深圳为害如此之深？“四害”还要在深圳横行多久？本报今天继续为您进行深度探讨。

　　气候条件：

　　四季温暖注定“虫害”多

　　麻雀曾被误作“四害”而遭到消灭，后来“平反”之后，由“臭虫”代替，再后来，“臭虫”又被“蟑螂”代替。今天我们所说的“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蟑螂。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年上半年媒介生物监测结果显示，“四害”中的成蚊、蝇类、蟑螂的密度均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只有鼠类平均捕获率下降，但仍属较高密度。

　　除了这“四害”，在深圳还活跃着不少其他有害生物，如白蚁，在深圳的危害极大。再如蠓，俗称“小咬”，小不点的虫子，咬起人来一点也不含糊。其他还有红火蚁、螨虫、蚋等，也时有伤人传闻。

　　深圳“虫害”多，与气候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病媒防制科主任张韶华表示：“深圳一年四季较为温暖，雨水较多，山林复杂，这样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宜虫害滋生。”

　　社会发展：

　　城市垃圾助长“虫害”剧增

　　如果说湿热的气候为虫害提供了天然的生存条件，那么社会的发展也给虫害的扩张提供了便利。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都在急剧增加，这些与人类相伴而生的虫害，也在急剧增加。

　　好吃的东西多了，还乱扔垃圾，这就给了老鼠、蟑螂丰富的食物来源。城市垃圾，已经成为“四害”的重要产生源。记者在上周的关注报道中曾经写到城中村老鼠、蟑螂多的现象，说明虫害滋生，与垃圾乱扔、不及时清理，有着极大关系。

　　招来了“四害”，却不为除害出力，社会责任在灭除“四害”的过程中也有所缺失。一些餐馆是“四害”的重灾区，但是这些餐馆连每个月100元的消杀费也不肯出，致使厨房仓库老鼠蟑螂满地乱跑，卫生安全隐患极大。

　　技术条件：

　　抗药性让“四害”百毒不侵？

　　在杀灭“四害”的过程中，抗药性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使人类控制“四害”遭遇技术难题。

　　“敌敌畏、有机磷等这些常用的杀虫剂，现在害虫都对之产生了抗药性，灭杀效果差。”张韶华主任表示，抗药性越强，使用的杀虫剂量就越大，产生的后果不仅仅是灭杀成本上升的问题，更严重的是环境污染。

　　据了解，去年，广东省和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清水河垃圾填埋场监测发现，蝇类的抗药性上升了1000倍！即以前用1公斤药水达到的灭杀效果，现在要用1000公斤药水才能达到。

　　“中国的灭鼠技术近20年没有明显提高，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老办法。”广州昆虫研究所退休研究员王耀培表示，应加紧研究新办法，提高不用药物灭鼠的效果，如器械灭鼠。

　　广东省唯一的鼠类研究机构——湛江鼠类防治研究所副教授欧汉标指出，抗药性的形成主要是同一种药物使用频率高的结果，这种抗药性具有遗传性，若干年后害虫子孙就形成了抗药性。欧汉标提出的解决的办法是药物轮换使用，可以在第一代抗凝血药物和第二代之间轮换，还可以在第一代抗凝血性药物与其他药物之间轮换。

　　行业竞争：

　　无序竞争防治形同虚设？

　　目前，近300家专业消杀公司是深圳除“四害”的主力军。而在消杀行业，无序的恶性竞争，使得全市消杀的成果大打折扣。

　　目前我市消杀收费标准是物价部门1997年制定的，沿用至今已有10多年了。“10多年里，药物、人工、管理成本不断增加，如果按照1997年定的标准收费，消杀就变得不可持续了。”深圳市胜隆虫害防治有限公司总经理聂志谋表示。

　　收费标准低，还有人乱叫价。在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有一个行业自律公约，规定会员单位不得以低于中标价格的八折收费，但是非会员单位就无法约束了。就拿目前泛滥成灾的白蚁来说吧，规定白蚁灭杀的收费标准是每平方米3元，但是有的“游击队”出价到三四毛钱一平方米。

　　低价抢到的消杀生意怎么做？“几毛钱，喷自来水都不够啊！”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顾问高道蓉教授说，于是有的防治公司用臭水加酱油配置成所谓的药水，效果可想而知。

　　制度保障：

　　亟须立法开展“除四害”

　　深圳的“除四害”工作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在建市之初，我市“除四害”主要以群众性运动为主，人人动手，灭杀“四害”。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专业防治公司的纷纷成立，“除四害”工作从阶段性、突击性的群众运动模式变成以专业防治队伍为主的常态机制。进入21世纪，随着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的成立，我市“除四害”工作逐渐形成政府主管、协会自治的局面。

　　“发展到现在，除‘四害’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渐显，虫媒传染病在我市呈逐渐高发态势，原来建立的制度和推动的改革遇到了困难。”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欧扬表示，国家长期以群众性运动为主开展除四害工作，却没有建立专门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爱卫工作的开展，广东省虽然制定了《除“四害”管理规定》，但是没有配套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比如，不做，或者做得不好，怎么处罚，罚多少？这些都没有法律支持。

　　在立法迟迟不见推动的情况下，爱卫工作需要重新审视群众运动。欧扬表示，将来我市爱卫工作要走日常专业防治与群众突击运动相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