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一年前的11月1日，作为我国第一部地方性劳动关系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一年后，深圳劳动争议案件、因加班工资引发的劳动争议及重大集体上访事件均呈大幅下降趋势。有没有法治，效果确实大不一样。

　　劳动强调生存权，资本主张财富权，两者关系如何协调，向来是各种社会矛盾关系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促进条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这是深圳利用特区立法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一个全新尝试。一年来，这部应运而生的法规，在应对和处理复杂劳动关系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于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有益启发。

　　启发之一：经常性、普遍性社会矛盾的处理，法律不可缺位。关于劳动关系，我国并不缺少相关法律，但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作为全国性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兼顾。与此同时，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相关法律需要在落实中不断予以完善。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经济相对较为发达，所发生的劳动争议，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涉及面广，劳动关系事实上成为各类社会矛盾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客观上有着通过立法协调劳动关系的紧迫需要。“法律是向矛盾不可调和之处砍下的一刀。”事实证明，《促进条例》为深圳摸准了劳动关系的脉络，找准了协调劳动关系的切入口，也促进了劳动关系的改善与和谐。

　　启发之二：社会转型期需要建设性的法规。《促进条例》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以法律形式肯定和保障促进劳动关系的种种制度创新和探索。比如促进成立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使劳动关系的应对和处理工作更加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大力推行集体协商，扩大集体合同覆盖面；推动形成以职能部门为主导、社会化调解并重的新型劳动争议调解模式……这些内容，大大延伸了劳动关系中的法治内涵，在劳动关系发生、发展的各个环节都有法律的介入，使相关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等关系更加明晰。

　　启发之三：法律的执行是实现法治的关键环节。“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白纸黑字，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法律就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法律规章再科学、再专业，没有依法治理，也还是一纸空文。难能可贵的是，《促进条例》在一年多的推行中，多个部门全力配合，形成了以执法为核心、合力推进的良性机制，在普法等各个环节严格按照《促进条例》的规定办事，将这部法规的执行与相关社会建设结合起来，比如将欠薪企业以“黑名单”形式载入征信系统等，整个社会的劳动关系被纳入一个有效的监管网络，使法律的威慑力、影响力足以渗透到劳动关系发生、发展的各个时空关系中。

　　用好用足特区立法权，是深圳发展的一大优势。充分发挥好这一优势，我们的城市生活必将更加高效而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