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重新包装的40种英文版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熊猫丛书”，在上个月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推出，为配合这一盛举，铁凝、余华、莫言等百余名中国作家的代表集体亮相。

　　但是，在这“隆重”、“壮观”情景的背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出国”的步履依然沉重而零碎。在国外最为“著名”的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在法兰克福书展的讲演中的一句话道出隐衷：“如果有一个对中国社会生活了解深切、文字功底又好的译者把我的书翻出来，那是多么幸运……”

　　“过去我们的译介工作的确存在不足，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在国外被很多读者诟病。”在本月举行的为期一周的江西宜春明月山国际华文作家写作营期间，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向记者披露了一些隐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最著名的译丛“熊猫丛书”虽然走出了国门，但其中很多种书其实在我国的驻外机构里“沉睡”。

　　外国人嫌译文不好

　　“外国人都不情愿要，嫌译文不好。”陈建功道出“熊猫沉睡”的缘由。

　　“熊猫丛书”是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最大的窗口，主要用英、法两种文字翻译出版中国当代、现代和古代的优秀作品，也出版了少量的德文、日文译本。资料显示，自1981年到2001年，“熊猫丛书”共计推出190多种，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既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作品，也有《边城》、《芙蓉镇》等现当代作品。

　　陈建功告诉记者，他的一部小说《鬈毛》入选《熊猫丛书》，被翻译成法文。某年，他参加法国巴黎书展，一位法国读者直言相告，这个法文译本的译笔太老了，是他们老奶奶那辈用的语言，读来不顺畅，甚至读不懂。

　　“丛书中也有一些当代文学作品译得很成功。如阿克曼翻译的张洁小说《沉重的翅膀》，合乎德国人的欣赏习惯，在德国引起了反响。成功的译本，一般都是外国人翻的。”陈建功说。

　　他说得不错。广东诗人杨克对记者说，他曾请复旦大学一位英文专家帮他比对由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翻他同一首诗的两个译本，专家告诉他，外国译者的译本明显胜出。

　　“那是美国纽约‘长岛派’诗人大卫·艾诗乐的译作。他其实不懂中文，是根据懂中文的人讲述诗歌内容而‘转译’出来的。我另一些诗的日文译者、诗人竹内新也不懂中文。”杨克说，他由此宁肯让不懂中文的外国诗人来与他“心灵感应”，也不愿把诗交给文学修养不足的中国译者“死翻硬译”。

　　成功中译英的个案

　　陈建功又告诉记者，在他个人作品的翻译中，《找乐》中译英的经过很有启发意义。

　　“1984年前后，李陀选编一本《中国当代小说选》，委托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做访问学者的香港人戴静翻译。戴静事先提醒我们，许多对中国读者不成问题的词句，却会是外国人阅读的障碍，要把一些犄角旮旯的说法改得美国人能够看明白。”

　　“戴静在《找乐》里所有美国人可能看不懂的地方划了杠，我把画杠的地方重新写一遍，比如北京的‘天桥’，你要改成：天桥是上个世纪初在北京南城形成的一片平民游乐场，等等。宁可多写一点，让外国人明白‘天桥’是什么。”

　　《中国当代小说选》在上世纪80年代末由蓝登书屋出版。“听说这本中国小说集在美国走红。李欧梵评论其中的《找乐》，说他从没见有人把中国小说译得这么漂亮。”

　　陈建功分析说，《找乐》英译本的成功，恐怕还不只是因为译者让作家做了翻译前的那些“功课”，“译者在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工作过，对美国底层生活很熟悉，她把底层生活经验和语言都用上了，这大概是成功秘诀吧。”

　　鼓励外国译者“接单”

　　不仅大陆文学作品“出海”遭遇“水土不服”，整个华语文学在当代世界文坛的地位与影响都颇受局限。“对国外一般读者的需求和口味，以及细微的阅读的段落感觉和行文节奏，我们并不太了解。所以即便有一些作品经翻译推介到了国外，影响只在很小的圈子里。”香港儿童文学家周蜜蜜说：香港“出口”海外的作品多是城市笔记和诗歌，偶有例外，也是以食物与爱情关系为题材的小说等。

　　在这种情形下，一种新的对外译介形式应运而生。陈建功告诉记者：“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鼓励推进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译者可以从中选书，申请补助，就是翻译费和出版费。当然译者和出版商也承担风险，他们对选题和译笔要精心研究，否则赚不了钱。”

　　种种呼吁催生出种种努力，人们期待着结果。也许，当中国文学的海外译本不再在驻外机构“沉睡”，中国作家离世界文坛才真的不远了。本报驻京记者吴越（本报北京11月22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