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来了，日子总不那么好过。活生生的事例就有一个，那就是还没有熬过去的金融危机。可另一种危机，大家也许正在面对，却还没有自觉自省。

　　我领悟到这种危机的存在，是在目睹了钟南山和卫生部发言人口水战之后。钟南山说，他对当前的有关甲流的统计数据不信任。而卫生部发言人则反唇相讥：“他说的我也不信！”可以界定的是，他们不是在做一场科学的论争，或者说，他们并非为着科学的实质和目的来展示自我的观点。这跟当前也在进行的“焚烧垃圾的利弊”等争议有本质区别，焚烧垃圾的利弊之争，是一种科学观点的比较，在比较中进步，并最终将最接近真理的判断结果交给民众。因此，垃圾焚烧处理之争，让民众获得了知识，进而获得智慧和能力。而钟南山和卫生部之间的观点，只是一种极端观点的对垒，民众在他们各自发布的信息中，除了心生茫然之外，别无所获。这是一种信任的缺失，他们各自的公信力都在彼此的冲突中汩汩消减。

　　钟南山等科学家无疑是具有相当社会公信力的，他们或凭借其在学科领域的带头地位，或凭借其具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而获得民众信任。他们就是权威人士的代名词。而卫生部等国家机关就一些重大问题发布相关信息，则理所应当地被当做权威发布，其披露的信息和资料，有着广泛的引用价值。但这回，就甲流信息披露的信息准确性这件事，钟南山质疑各级的统计数据瞒报。他们杠上了。

　　钟南山毕竟不是统计学家，他的学科系统毕竟不可能产生精准的关于甲流的数据。因此，他最终不可能为自己的观点做论证。在这个时刻，他只是根据他的有限观察和经验，对甲流统计信息做一次质疑。这最多被看做是一个科学家的勇气和良心。而卫生部等相关职能部门，面对钟南山的质疑而做出的回应，也显现无奈。信息发布者之间，信息发布和受众之间的互不信任，当然妨害社会和谐。

　　类似这类问题还有。就如钟南山和卫生部谁也不能说服对方，进而绝对影响民众一样，一方对另一方的质疑和否定，不会起到正本清源的欢喜效果，相反，它引起民众更深层次的焦虑。谁说的话，谁披露的信息，才是真的？这真不好回答。GDP、各种排行榜和评比、各种灾祸的影响甚至一些新闻信息……都可以按照长官意志编造，因为数字出政绩出官员；民众对某些权威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吹毛求疵，见风使舵，为金钱和权力代言，为了名利而作起假来也是毫不含糊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成了不知廉耻的广告明星。因为政府部门和权威们，都有过这些让人记忆深刻、让人挥之不去的情节，因此，相信谁，的确是个问题。

　　这个社会迫切需要以道德和法律来构筑起一道信息防伪的体系。可喜的是，这种建设正在进行。可惜的是，这种建设的步子还不够快，效果还不甚令民众满意。明明杂草遍野、污水横流，有人偏生说绿水青山，并由此生发出造福一方的政绩；明明效益低下，管理混乱，有人偏生说管理理念先进，利税产值过亿；明明某地突发事故死伤甚众，且人祸甚于天灾，有人偏说不可抗拒，且防范救援得力，效果明显，无人员伤亡；明明犯人被牢头打死了，偏要说是犯人玩“躲猫猫”游戏殒命。如此等等。这里要忠告的是，在信息化时代，如果还有一些个人或群体，想利用空话、套话甚至假话忽悠别人，把别人都当傻瓜，那他终究会被民众识破，会被民众归为二百五一类。

　　到目前为止，民众还没有发现多少肇事者因信息造假而付出代价的例子。个人没有，组织机构就更没有。连网络搜索，居然目前都没有相关词条。披露政务的、商务的或者其他信息的，必须运用法律来规范它，单靠行政的处罚或者道德谴责，那必然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对待这些造假者，许多部门出于团体的利益，往往还不自觉地庇护，许多造假者从甲地调往乙地，从子公司派往总公司了。那些为资本和权力代言的“权威”，依然在笑着，依然在巡回演讲，他们更加声名鹊起，赚得盆钵皆满。因为造假而该承担的后果，在他们身上，似乎看不见多少。

　　信息的真实性，是民众实现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权益的前提。如果没有信息的真实性，那么，民众就是瞎子和聋子。对此，我们需要一种倒逼的法律机制来构建公信力。那就是，在这个法律的机制下，大家只能讲真话。讲了真话的，才能发财，才能升职，才能获得更加广阔的社会资源。反之，那他们就只能成为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