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在公众视野中有着很高的位置。在现实生活中，公务员风光无限的背后，也有着和其他群体一样的酸甜苦辣，一样的无奈、困惑……

　　压力

　　持续的咳嗽声从702室虚掩的门里传出，滚过早晨的楼道。上呼吸道感染成为今冬初始流感的普遍症状，因为昨天晚上抽了一包半烟的缘故，高林感觉咳嗽有些加重。

　　在同一楼层办公的老王从7楼电梯口出来，走进高林的办公室时，推门问：“高处长，感冒还没有好啊！”他额头汗涔涔的，嘴里呵出大团的热气，高林用一块纸巾捂着嘴巴，咳嗽没有停歇，“是啊，很难受，天气很冷，你还走着上班？”

　　“习惯了，天气冷，今天走得快，1小时20分。”老王站在门口，用手势比划着说。单位有通往东岗镇和雁滩方向的通勤车，老王却一直坚持步行上班，锻炼身体。往常，他从东岗镇步行到南关单位最长的一次是1小时40分。而高林在入冬前，也一直坚持下班后沿滨河路走好长一段路，再乘车回家。他经常看到老年公园里年龄不等的人，尤其是30来岁的男子们，扎堆玩扑克，这种情景让他煞是羡慕：“他们咋就这么消闲呢！”

　　一周之后即将召开的会议发言稿，要尽早呈递给领导把关修改。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小黄写的稿子有部分内容需要大幅度修改。前一天晚上，高林在家里反复看了稿子，连他自己也感觉思绪纷乱，理不出头绪，直至次日凌晨，他仍然找不到进入状态的感觉。尽管感冒，他却不停地用抽烟缓解烦躁和不宁。

　　大清早一到办公室，高林决定亲自动手，就在老王离开的当儿，小黄毕恭毕敬地站在了高林的面前，处长的表情传递出很不乐观的信息，他嗫嚅着问：“处长，稿子问题大吗？”

　　“时间来不及了，我没法给你具体说！”

　　小黄“嗯”了一声，他给高林添上茶水，轻轻带上门退出了房间。

　　电脑屏幕上六个黑体字小标题，高林将其中三个部分的内容全部删除，安静的房间只有敲击键盘的咔嗒声。

　　2009年11月18日上午9时，在南关附近的一栋行政机关大楼里，正处级公务员高林一天的工作就这样紧张开始了。

　　20多年前，高林大学毕业后，因为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和相关的专业背景，他从兰州市某行政单位调到省上厅局大机关。在尚未实行公务员制度之前，提笔能写，会在小范围内备受推崇，也最容易得到领导赏识。“快人一步，高人一筹。” 高林对曾经流行行政机关的这种结语至今感到自豪。而他也是在此动力推助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但是，“长期干文字工作，压力很大。”加班加点，开夜车，尤其是一份材料找不到思路的时候，“急得人满嘴生疮”。过去，高林办公室床底下经常放着成箱的方便面。

　　在行政机关公务员队伍中，和高林一样，长期从事文字材料工作的公务员“有一大批人”。“但即便压力再大，工作绝对不敢马虎。话说回来，国家给我们一份工资，没有理由不干好。”高林说。

　　许多时候，高林同样能体味到辛苦和压力之下的另一种感受，一份重要材料或一项重大政策制定，“能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就很满足，也有成就感！”

　　牵动公务员神经的，是每到一个关节点的职位提升。高林毫不掩饰：“在行政机关，大家就是图个职务升迁，这是实实在在的。”

　　升职

　　在高林的处室，小黄是二次选调不到两年的年轻人。他能从小黄的身上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在当下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像小黄这样的选调生，“的确是很幸运的，当然各方面的素质也很优秀。” 行政机关也不像外界人所说的“一杯清茶，一张报纸”那样清闲，“小黄写东西思路清晰，人也很勤快，作为一名一般科员，他的路才刚刚开始。”

　　下午上班后，小黄到高林办公室来过两次，他不多说话，但来意不言而喻，“自己没有写好的稿子总不能让处长很辛苦地修改。”高林看着小黄不安的神色劝慰，“稿子我正在改，有啥情况我叫你，多写几次就好了。”小黄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给高林又添上热水。

　　身在行政机关多年，高林对个中况味深有感触：每个人，都经历着不同阶段工作体验和心理上的微妙变化。“像小黄这样的年轻人，资历浅，没有成家，没有拖累，正希望在同事当中留下一个好印象，”而到了主任科员这一级，“年龄一般30来岁，说话做事，逐渐变得谨慎起来。”高林感慨，从主任科员到副处级，“这是每个公务员跨越的一个台阶，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当年他冲刺这一阶段的时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而在正处级位置干上数年后，大多数人都步入40多岁甚至50跨零的阶段，逐渐感觉有些“疲软”。原因是，提升的空间越来越小，或观望，或取舍在进退之间。

　　不久前，高林在单位大院里碰上好长时间没有碰面的老魏，两人寒暄了一阵，老魏面对高林直摇头，“高处长啊，你说我还怎么干下去，见了你们我都不好意思！”老魏比高林大几个月，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是主任科员，副处级至今没有解决。高林安慰老魏几句，“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看开些。”老魏眼睛潮潮的，“不说了，领导！”他挥着手，转身走了。

　　用高林的话说，行政机关“也是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关系到自己利益，谁都心里绷着一根弦”。在他的印象中，或因民主测评不过关，或因组织没有通过，有的同事在职级提升过程中，私底下都流过眼泪。

　　按理说，高林奋斗到正处级职位上，应该已经不错，但他和老魏又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到了四十五六岁，“一晃直奔五十”，再升一级空间是有，但位置很少。随着年龄的增加，精力、思维已经大不如从前，承担的压力更大。

　　高林坦言，“处级公务员在这个年龄，逐渐步入边走边看的现状，如果不超脱一点，会活得非常累。”高林曾想，处长的位置虽然也受到别人的尊敬，但一想到工作压力，“卸下处长的重担，当个正处级调研员也轻松，自在。”但他这样想，却不能在领导面前有所表露，更不能在同事面前诉说心事，“就装在心里！”

　　从今年开始，他变得豁达了许多。工作之余，他大量阅读一些非专业性的书籍，于丹《论语》心得、《庄子》等等，一些经典的启悟人生的语句，他还认真摘抄在一个精致的笔记本上，慢慢体味。但这和中学时代摘抄名人警句不一样，“带着诸多的生活阅历，让自己的心更宽阔，更温润一些。”毕竟人人不能当处长，人人不能进入高干行列，高林说。

　　高林很庆幸，他们这些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无论怎么说，还是“生逢其时”。同学中有不少人都直接分配到了行政机关，当初几乎没费什么周折。

　　但在他的生活圈子里，一些在实权行政机关的同学，“干到处长这个位置真的很牛啊！”

　　在公务员当中，实权机关和非实权机关是两道截然不同的风景。

　　差别

　　11月18日晚7时许，经过一天的反复修改，给领导的讲话稿最终定稿。

　　高林让小黄看了几遍，两人都觉得很满意。被删除重写的三个部分，让小黄揣摩到了一种感觉，“实在、具体，我写得很空。”高林鼓励他，“给你说过多次了，领导讲话，都有各自的风格和口味，要经常琢磨。”

　　高林嘱咐小黄，“记着，明天早上上班一定把稿子送到领导手中，下周他可能就没有时间看了！”

　　在高林给领导修改讲话稿的整天里，他的办公室除了本处的小黄不时进来，没有外单位一个人造访。他台历上大都是开会、随同领导外出调研的日程备忘录。他翻阅着数月以来的台历说，“你看，这上面几乎没有几个接待，也没有预约的市县级部门办事人员。”高林哈哈哈一笑，“我们这里除了写材料、制定一些重大规章或政策，没有实际权力哦！”

　　“清苦！”他嘴里吐出了两个字。

　　高林和同事许多时候很羡慕一些实权部门。他有几个大学的同学同年分配到兰州后，现在也是厅局机关的处长或副处长。“独当一面，各管一方。”

　　同是处长，但感觉悬殊。

　　“你能和人家比吗？不能！”多年以后他发现这些实权部门的同学说话口气都和自己不一样，但因为关系要好，他也深谙其中真正的“官话”。

　　一个关系到基层县局级部门项目的审批，同学会用很策略的官话回答对方：

　　“某某县的实际情况比你们县更需要啊！你看这样吧，我们尽量考虑！过一段时间我们研究后再说。”

　　“不行！周局长，就这一个项目，现在有八九家单位在申请！你说我们考虑谁？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我们也有难处啊！”

　　实际上，一个项目给谁家都是批。“事情可能最后还是办了，但要让你知道，审批不易，你还得记着人家的好。”这是官话的奥妙所在。

　　就拿和高林一个层面的处级公务员来说，实权部门和非实权部门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心态。组织部门以前有引导性的轮岗政策，“现在硬性规定，实权部门处级领导公务员5年一轮岗。”高林说，政策约束就是为了防止实权部门公务员滋生腐败现象。

　　由是之下，实权部门处级公务员“显得更加谨慎，想方设法保住自己不被轮岗”。

　　高林坦言：“有时候，他们的压力实际还要比我们大。一旦从重要岗位上下来，谁会理你？”这让一些公务员有很强的功利性，高林分析说。

　　自从国家1993年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后，中国公务员的社会地位与过去旧体制下的国家“干部”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高林经历过中国行政机关新旧两种体制下的人事制度，在厅局行政机关滚爬拼打20多年，他觉得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的认知程度明显提高。

　　但高林从另一个方面同样袒露：在就业压力和社会公众对公务员多少有些“仰视”的背后，其实也包裹着公务员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另一种心迹。

　　“表面上风光，显得很有社会地位，实际上大家都是很普通的人！”高林说。

　　周末

　　11月20日周末下午5时，小黄兴奋地告诉高林，“处长，讲话稿顺利通过，领导就删除了几句话。”

　　高林语气缓和地“警告”小黄，“更多的磨练还在后面呢，一些重要规章和政策起草，有时十天半月都拿不下来，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哦！”

　　当晚6时20分，高林出现在甘南路一家茶馆。

　　请他喝茶的朋友是武威老家中学时期的同学，在兰州做生意。早在一周前，老同学一直约高林吃饭，因为感冒，他都婉言谢绝。今天晚上，两人在南关附近吃完酸汤饺子，晃悠着来到甘南路。这里的各种休闲场所高林早有所闻，但他从来没有来过，不知“底细”。门口昏黄的灯光下，女服务生一声“欢迎两位先生光临”，竟让高林疑惑了好一阵。

　　老同学有点吃惊，“高大处长，你住在兰州，没有来过这里？不会吧？别装嫩！”

　　此刻，高林的感觉就像入冬前的时候，经常顺路去老年公园一样，心里咯噔了一下：去老年公园，实际上他和同事老王的心情一样，希望通过活动身体缓解放松工作和心理上的压力。但到这儿，又是另一番感受。大厅里，灯光优雅，不少人在玩扑克或打麻将，没有喧哗，只有萨克斯乐曲悠扬弥散。

　　两人在包厢要了一壶普洱茶，老同学继续善意追问，“你真的没有来过？这儿就是品茶聊天！”

　　“你不知道，虽然呆在行政机关，你以为我能通天，啥都知道，哪里都能去啊？”高林告诉老同学，他周围的同事，“你看着一个个穿着整洁，春风满面，其实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个简单的现象是，包括高林自己，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同龄公务员，头发早已花白，“只不过大家都染过了。”长期熬夜，乃至产生的心理压力，大家都藏在心里，外界人都不知道，“其实都有一样的酸甜苦辣。”回到家里，该吃面片就吃面片。周末很努力地打扫卫生。

　　高林老婆有几个关系要好的女同事，每到周末到他家打双扣。玩到兴致高的时候，老婆的同事毫不“掩饰”：“老高，我把你爱死了，快给我们做面片去吧！”老婆和高林都明白，她们是在活跃气氛，因此，从不介意。

　　儿子上大学去了，家里就“老”两口，公务员高林的周末和别人家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继续喝茶。

　　（文中人物为化名）

　　□本报首席记者 朱静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