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末，合肥各大官方网站上，出现一则招考公告，合肥市城管局公开招聘城管队员。经过初选，3000多人得到笔试机会，第一学历不够本科的被淘汰者悻悻而归。最终，100名第一学历达到本科的幸运儿挤入了合肥市城管局的大门，其中包括11名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报》11月123日）

　　面对高学历城管，且不说“不知道是时代进步了，还是知识贬值了？”“让硕士研究生们做街头执勤的城管，无异于杀鸡用牛刀，是一种典型的人才浪费”之类的争议，单就是大学生城管的话语——“这里毕竟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前景差不到哪里，很多人想来还来不了呢！”和 “现在是‘骑马找马’，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我也会离开”等，在笔者看来，社会所期待的价值——能否解决城市管理的难题，恐怕就是一种理想乃至是幻想。或许，高学历城管的存在，除了是一份谋生的职业外，剩下的就是“媒体的素材、饭后的谈资”的功用了吧？

　　从中可以看出，合肥百名高学历城管无非是现实压力的产物，并非是针对城管制度本身弊病进行的疗救性措施。事实上，高学历城管不是合肥独有的现象，这在全国并不少见，如上海新招城管须大专以上学历，天津汉沽区首支综合执法女子巡查队队员学历也都在大专以上等。不过，在学历的背后，被遮蔽的是备受诟病的城管制度，因为当“追打、暴力”成为城管的社会代名词时，这就不是哪个具体城管人员的问题了，而与城管的制度设计有关了。如此以来，所谓的高学历能成为粉饰制度弊端的“药水”吗？或者说，高学历能成为城管制度怪胎的“救命稻草”吗？

　　理论上说，设立城管制度无法是为了促进城市和谐秩序，但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造成该制度功能的扭曲，诸如以罚代管、以罚创收等现象就是说明。也就是说，城管制度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效用不能达到社会需要的程度，反而对社会的公共需求产生了叛离的力量，引发了社会某些群体的对立。并且，城管设立的目的与扭曲的政绩观和政府部门与民夺利的需要有关。这两种目的，理念上与民生相悖，现实中跟民众权益、特别是与底层民众的权益直接对立。最终，让城管成了争利机构，导致社会自由度发生收缩。流传甚广的“城管式”秘籍和“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矛盾冲突的产物，更多的还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模式和政策的失当。

　　认识到了这点，就可以明白所谓的高学历城管离制度弊病的医治还有很长的距离，也可以说，二者并不搭界。城管执法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反映了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冲突、传统管理手段与多元化社会中日益复杂的管理对象之间的冲突，更是制度不适应现实要求的折射，而试图用高学历来达到救治的目的，恐怕是一种南辕北辙。

　　应明确，学历不是漂白城管制度怪胎的“药水”。在笔者看来，高学历者成为城管人员，仅仅是个体谋求职业的理性反映，而高学历城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于人们误以为高学历是城管制度弊病的“拯救者”，其实不然，即使有再多的高学历者加入城管队伍，如果不从制度变革和善治的角度审视急需改革的城管制度，也是无济于事，也会有更多的升级版“城管秘籍”出现，更无法对公民生存与城市管理二者之间存在的制度断层进行改善。

　　因此，与其关注高学历，不如变革城管制度弊病。也就是说，应谨防学历成为粉饰和遮蔽城管制度怪胎的“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