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9年12月是成都解放60周年。60年前的12月27日，成都宣告和平解放。《新华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祝成都解放》。史册上又把这一天定为“成都解放日”。从本期开始，本版将系列推出1949年成都和平解放前后的秘闻逸史，为读者一一揭秘60年前发生在成都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

　　1949年的成都，在历史进程翻天覆地的剧变中，如汹涌澎湃的海啸中一叶颠波起伏的小舟：天空中，风云变化不定；海面上，暗潮巨浪纷拥。这年初春，在法币不断贬值的恐慌之下，物价飞涨，米珠薪桂，市内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了。3月15日，一直在为日暮西山的当局歌功颂德的《中央日报》破天荒地在第三版不起眼的左下角刊登了一条短小的消息：《成都花会 冷落凄清》。

　　成都的青羊宫花会，历史悠久，历来是成都最著名的地方性民间节日，这个属于成都市民春日踏青赏会的盛会，也是当地最负盛名的农副产品贸易与物资交易大会。《锦城花会灯竹枝词》曾赞曰：“轻寒轻暖艳阳晨，一路繁华景物新。妄欲笑花花笑妄，大家颜色为争春。”

　　千百年来，成都的历史仿佛是一架一直在怀旧中缓缓而行的马车，对于旧俗的遵从，经历了城市几废几兴的民众，即便在城头频频“变幻大王旗”的旧时代，也一如既往、痴心不改。在抗战时期的1938年至1945年间，为了避免日机轰炸造成群死群伤，政府下令停办青羊宫花会，但民众却依然“相沿成习，每到二月，青羊宫至二仙庵，香会仍不间断”。但事过境迁，1949年春天的成都，在通向另一个崭新世界的大门口，旧社会这辆疲惫不堪的马车，马匹终于倒下了，破朽的车身随之土崩瓦解。

　　壹 为毛泽东献画

　　1949年的2月，在香港九龙地段的一幢公寓楼里，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偕原籍成都的夫人徐雯波正居于此地。2月的香港，已温暖如春，一阵阵的细雨让这座东方都市空气中夹杂着朦胧与迷离。在此之前，张大千一直居住在成都，但旧社会最后的疯狂与混乱却让他心灰意冷：成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各种“学潮”、“工潮”不断，白色恐怖愈演愈烈。1948年秋他正好接到香港画界的邀请，遂来到香港举办画展，其间又去澳门好友蔡昌鸾家小住一阵，不觉已过去数月了。

　　张大千在香港举办的临摹敦煌壁画的画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本人也引起香港文化界的格外瞩目。每天到寓所里拜访的客人络绎不绝。

　　2月23日清晨，张大千照例早起，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细雨若有所思。

　　就在几天前的傍晚，一个小伙子来到他的寓所，交给张大千一封信函，张大千打开后，不禁喜悦地说了句：“有贵客要来哩！”

　　今天，这位神秘的贵客就要登门来访了。一阵叩门声后，大门打开，72岁高龄的何香凝应时而至。

　　在中国历史上，何香凝是个极不平凡的女性，她不仅是著名的国画家，还有其特殊的革命者身份。她是孙中山最信赖的同志、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遗孀。

　　张大千握住何香凝瘦削却温暖的手，感慨地道了一声：“大姐好！”

　　主客入座，照例寒喧与问候了几句，何香凝终于言归正传说明了来意：“我今天来你这儿，是请你画一幅画，送给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不知你肯不肯帮大姐这个忙呀？”

　　张大千心中一动，果然自己猜得没错，但不知求画者是谁，能劳何香凝大驾。

　　对于何香凝的请求，张大千是义不容辞，他马上答应下来。

　　只见张大千爽快地提起了笔，在宣纸上书画起来，主题依然是自己最拿手的荷花：画面上近景是两片卓然不群的巨型荷叶，仿佛随风舒展，而荷影中一朵洁白的荷花正灿然而放。

　　整幅画面似乎处处散发着阵阵清爽的荷香，一片生机盎然。全画构图饱满，用笔气魄豪放。

　　画完后，张大千小心翼翼问了一句：“那么题给谁呢？”

　　何香凝微笑了一下，沉吟说道：“就题润之先生吧。”

　　张大千心中一顿，但立刻反应过来了，他拿起了笔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道：“好吧，润、之、先、生。”

　　张大千用他特有的“张大千体”在画的左上角题下一行字：

　　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爰。

　　何香凝满意地点点头，说：“我代这位朋友谢谢你。”

　　几天之后，何香凝便离开香港回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时也把张大千的《荷花图》送给了毛泽东。据说毛泽东非常欣赏这幅画，并把它挂在了自己居住的中南海房间内珍藏。后来，又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所收录。而张大千日后想去台湾定居时，曾被国民党政府以“亲共人士”为由而婉拒，“罪名”就是“曾为毛泽东献画”。

　　贰 一箱黄金换国宝

　　1949年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宪兵将机场围得水泄不通，不少高级轿车鱼贯而入。国民党当局最后一批撤离大陆的官员——陈立夫以及“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等人今日即将从这里乘坐最后一班飞机撤离大陆，前往台湾。

　　飞机还没起飞，一帮人等候在机场上。只见阎锡山表现奇怪，他随身携带着两口箱子，一口被他坐着，另一口放在手边，神情恍惚，身体来回不停晃摇。“教育部长”杭立武一到机场便发现了阎锡山的反常，但他也没有多想。直到朱家骅和陈立夫把他叫到一边，几句话一说，杭立武才知道，原来阎锡山的箱子里装的是黄金。而机场上的政府要员们，都正在为阎锡山的黄金犯愁——飞机小，乖客多，本身就已经超载了，如果阎锡山还要带上他的黄金，大家性命堪忧。但在政界，阎锡山一直是“土老肥”的形象，此人贪得无餍又功于心计，一生爱财如命，想要劝他在这关键时刻放弃黄金，实属痴心妄想。杭立武与阎锡山关系一向亲厚，朱家骅和陈立夫便把劝说阎锡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杭立武想半天，想了个主意出来，由他、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共同签字给阎锡山写一封保证书，只要他肯放弃这两箱黄金，到台北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照原数补给他。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建议马上却被朱家骅等人否决了。

　　三人商议半天，没有结果。一筹莫展之际，只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风驰电掣般冲进机场。车还未停稳，车门便打开了，张大千从车中跳了下来。

　　原来至从1948年在港澳暂留后，张大千又应友人之邀，于10月间到台北举行画展了。当时于右任已先到台北，张大千去拜访时，得知局势急转直下。张大千忧心忡忡，深怕四川新旧交替，局势混乱。他坦言心事，很想接出眷属，只是插翅难飞。于亲自找到陈诚求情，陈倒也爽快，立即打电话要空军派飞机送张大千速回成都。

　　张大千突然回到成都，事属意外，家人惊喜交集。原认为全家都可带走，然因机票发生难题。张大千找了当时还在成都的张群，虽立即安排机位，并交代派官车接送机场，但只有3张机票，同走的是四夫人徐雯波与一个小女儿，其余家属都留在成都。

　　只见张大千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张大千的请求遭到朱家骅等人当场拒绝，大家异口同声说是：飞机已经超载了，你那些画那么重，还要加上一个你，怎么可能一起上飞机？

　　但杭立武知道，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其价值并不低于真正的古物。他想要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杭立武毕竟非一般人可比，他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丢下来，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

　　张大千满口答应。但杭立武不放心，便说道：“口说无凭，你要立个字据。”只见张大千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当场在名片下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

　　就这样，最后一班飞机载着5名要员与一名艺术大师、两箱黄金和78幅名画，一同飞抵了台北松山机场。

　　叁 万里归迟总恋乡

　　到台北之后，杭立武便将那78幅画交给 “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保管。交接时进行清点，发现那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6幅是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事实上，张大千对他那62幅敦煌临摹壁画是万般不舍，抵台几天后，重新索要壁画的借口他便找到了——他要亲自送这批国宝去印度展出。杭立武明白这是个借口，但也没有办法阻拦，只是一再叮嘱张大千，一定要言而有信。印度展览结束后，张大千又把这批画带到巴西，直到1969年才兑现承诺，托人将这批国宝送回台湾，重归台北“故宫博物院”。

　　自从1949年离开大陆后，张大千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此后的岁月，四川与成都，一直魂牵梦缠在这位国画大师的心中。1952年，张大千住居香港不久后，率家移居南美阿根廷。次年，他在巴西圣保罗附近见一地极似故乡成都平原，正准备出售，当时巴西正欢迎移民，他在圣保罗的华侨朋友又很多，在朋友劝说下，他买下这块地建屋，修成一中国式庄园，取名“八德园”，并迁居巴西，前后在此共居住了约十七年之久。他将附近的地名，据其译音取名为“三巴”、“蜀山乐”等，平时绝少出园门一步，在遥远的异国维持着他的中国式生活，也维持着自己对祖国与故乡的思念。

　　1982年3月初的一天，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访问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张大千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把泥土恭恭敬敬供奉在先人灵位前。

　　张大千“相思日日缕肝肺”、“万里归迟总恋乡”的惆怅与伤感，在1983年4月走到了尽头，这一年，老人以85岁的高龄离开了这个让他悲喜交加的世界。

　　（本文参考了文欢、周兵等先生资料，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