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临近年终，发奖的新闻开始多了起来，不仅企业给杰出员工颁奖，也有政府准备给杰出公务员发奖，比如云南昆明就是。昆明市人事局称，由该局拟定的《昆明市公务员奖励实施细则（试行）》将于下周三听证，公务员若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将可获得相应奖励。荣获个人二等功者，可奖励3000元，荣获集体二等功者，可奖励1万元。（见12月3日云南网）

　　对表现杰出者进行奖励，以表彰其成绩并激励更多的人效仿，这合理合情合法——但公务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昆明这个制度肯定会引起很大的舆论争议。

　　一方面，公众会质疑为什么有奖励而无惩罚，激励制度包含奖励和惩罚两方面，要起到有效的和最大的激励效用，奖和罚缺一不可，甚至罚比奖在价值上更优先，因为罚比奖能起到更大的激励效用。为公益服务本就是政府官员的分内职责之一，官员本就有努力工作的义务——即使履行这种义务需要制度激励，也应优先选择“不尽职即问责”的反向激励方式，而不是先用重赏去刺激。即使可以奖励，也应与惩罚同时实施，应该叫《公务奖惩实施细则》，而不是单一的《公务员奖励细则》。

　　另一方面，这样的奖励办法仅采取听证也不正当。奖励是需要真金白银的，而政府本身并没有一分钱，其用于奖励的资源都来自公共财政，即公民的纳税。公共财政不是政府自家的钱，想发给谁就发给谁，用纳税人的钱进行奖励，当然得经过人大同意了，而不是仅仅走听证会这种纳税人很难行使审议权的形式。在中国，谁都知道听证会是怎么一回事，很多时候只是走个形式。

　　如果激励制度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既“有奖有惩”，又经过人大同意，当然是可以给公务员发奖的。公务员也是人，他们也应该受奖励的刺激；公务员有本职工作之外的突出贡献，必然应该得到奖励。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由谁来评价公务员的工作是否有突出贡献，谁掌握着对公务员工作成绩的评价权。从规定看是上级主管部门和领导，其实评委应该是作为服务受众的公众。也就是说，可以给公务员发奖，但评委应该是公众，应该由纳税人掌握着奖励的主导权。

　　规定提到公务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奖励：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爱护公共财产、节约国家资财，有突出成绩的；在抢险、救灾等特定环境中奋不顾身，作出贡献的等等——公务员日常工作一般都得同被服务的公众打交道，谁最了解公务员是否作风正派、是否爱护公共财产、是否奋不顾身、是否积极回应公众需求呢？当然是一般公众，而上级和主管部门很多时候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正像只有消费者才能评价企业产品的质量一样，政府与公众也是这种关系，公众是公务员最直接的服务接触者和承受者，服务质量如何，当然应由受众去评价。

　　如果评委不是公众而是上级，评奖权掌握在上面而不是下面，一方面评奖标准可能被异化，不是公益标准而是上级政绩或形象方面的偏好；另一方面可能变成官员变相的福利。正像既有的许多奖项和荣誉一样，不同岗位上的公务员每年轮流获奖，轮流享受这种工资奖金之外的福利。当奖励成为一种轮流获得和论资排辈的福利，就完全失去了奖励的激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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