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处广场，艺术家创作一座北极熊冰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哥本哈根召开前夕，艺术家们采取各种形式展示气候变化的后果。2009年年末，你不能不关注哥本哈根。

　　今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5次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幕——不同利益集团间讨价还价的马拉松谈判再次拉开大幕。

　　一方面，这次会议被高调地称作“拯救地球命运的最后机会”，另一方面，“会议难有实质性进展”、“应保持谨慎乐观”等等调子低沉的预测、分析频频见诸媒体。童话中小美人鱼的故乡哥本哈根，会不会再次诞生“童话”？一位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专家临行前表示：“气候变化谈判不会就此完成，哥本哈根将是个‘逗号’。”在他看来，哥本哈根会议很可能只会形成一个框架性协议，更进一步的谈判将延续到明年，甚至更久。

　　从哥本哈根开始的路注定不平坦

　　诞生于2007年底的“巴厘岛路线图”，被认为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它要求《公约》缔约方中的所有发达国家都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然而，责任具体有多大？发达国家并未做出承诺。

　　现在，履行责任的接力棒传到了哥本哈根。在12天的会议日程中，与会的170多个国家将就《京都议定书》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作出新安排。具体包括：发达国家的大幅量化减排指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的有效机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取适当的适应和减缓行动。

　　参与谈判的专家一再表示，哥本哈根会议的进展将“非常缓慢、非常艰难”，从哥本哈根开始的路注定不平坦。

　　当年，《京都议定书》诞生前的谈判不到3年，而使其生效，则经历了漫长的8年。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认为，从哥本哈根出发一路前行，很可能要步《京都议定书》的后尘。

　　哥本哈根谈判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发达国家。不少专家指出，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态度。美国在会前公布的17%的碳减排目标，低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至少减排40%”的普遍期望。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欧盟要求发展中大国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5%-30%，美国要求发展中国家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行动，并将贸易与气候变化挂钩，使问题更加复杂。

　　“气候外交”实质是利益博弈

　　表面上看，哥本哈根即将迎来的是本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气候外交”活动，但实质上是一场事关未来发展空间的利益博弈。

　　2006年底出版的《斯特恩报告》第一次将气候变化与GDP挂上了钩，如果人类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将每年“吃掉”全球GDP的5%；如果考虑到更为广泛的风险和影响，预计损失将达GDP的20%甚至更多。相比之下，采取行动的代价，也就是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可被控制在全球GDP的1%。

　　从经济学角度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类尽早采取行动，收益将大于成本。可是，每年1%的成本该由谁埋单？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便在今天，占世界人口约22%的发达国家仍消耗着全球70%以上的能源，排放50%以上的温室气体。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表示，就减排目标而言，发达国家叫作“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叫作“减排行动”，后者属自主行动，必须以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为前提条件。

　　然而，这些年来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援助上雷声大、雨点小，实质性援助非常有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邹骥对哥本哈根会议的前景并不乐观：“一直以来，我们都要求设立一个基金，让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可让别人从自己的兜里掏钱给你，难！”

　　中国减排承诺释放了积极信号

　　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中国的减排目标，被国际社会评价为“认真而坚定”。潘家华说，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可能陷入困境、僵局的情况下，中国拿出这一自主行动的目标，是非常真诚的；在发达国家减排承诺不够或者没有作出承诺的情况下，中国作出这样的承诺是建设性的。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不会动摇，行动力度不会减弱，但基础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表示，温室气体排放不能只看当前，不看历史，大气中累计的温室气体80%源自发达国家，中国只占余下20%里的一部分；不能只看总量，不看人均，中国人均排放量只是发达国家的1/3、1/4甚至1/5；不能只看生产环节的碳排放，不看消费环节对排放负有的责任；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不可能接受中国人只享有发达国家1/3、1/4甚至1/5碳排放权利的想法。本报首席记者任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