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杨易辰

　　该书选取共和国九任检察长和李六如、王桂五两位为新中国检察事业特别是检察理论作出奠基性贡献的检察前辈为对象，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法再现了几代检察人为共和国检察事业和法治进步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人生，记录了他们的忠诚。

　　法纪检察工作的指导思想虽然明确了，但要打开工作局面还是困难重重的。

　　1985年3月的一天，中办信访局转给了杨易辰一封信。

　　信是湖南省检察院法纪检察处处长姜锋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主要反映了法纪检察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一方面是法纪案件难办，比如对国家干部特别是公安干警严重违法乱纪案件，甚至致人伤残、死亡的重大案件，无法按自己的职责主动去调查处理。某些案件虽然在上级机关的支持下，检察机关经过艰苦努力勉强作了处理，但上级领导干部一张条子就可以“平反”。另一方面是法纪检察工作处于无人领导的地位，因此有的干警说是“不好干、干不好、不干好”。

　　姜锋的信让杨易辰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法纪检察工作在基层开展中的困难程度，更加增强了他抓好这项工作的决心。他提笔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检讨了自己在法纪检察工作存在的一些领导责任，表示要重视并认真解决姜锋信中所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做好法纪检察工作。

　　4月，他带着一个调查组来到河南，这里的法纪检察工作一直开展得比较活跃。他看到，在查处法纪案件中，确实存在着困难多，阻力大的情况。比如，开封市尉氏县张市乡原党委委员刘某带领乡计划生育小分队成员吴某，将曾骂过吴的4名社员捆绑以后拴在摩托车后面一直拖了4里路，拉到乡派出所后又用皮带抽打，致一人左眼瞳孔变形。这样一起严重犯罪案件，3名案犯仅被判缓刑。

　　像这样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的案件非常多，犯罪主体多是基层干部和政法公安干警，有的刚刚立案，说情的就找上门来，有的即使事实查清了，也处理不下去，或是像上述案件一样判刑偏轻。杨易辰意识到，冲破“关系网”、“保护层”是打开法纪检察工作局面的关键。

　　这期间，杨易辰的桌上经常可以看到收到的恐吓信、匿名信。共和国检察长尤是如此，基层检察官的压力就更可想而知了，针对这些情况，高检院对各地法纪检察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是要办准，二是要坚持，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

　　经过不懈的努力，当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法纪案件5800件，比前一年增加了10%。1986年，又增加到9000多件，其中重大法纪案件1700多件。

　　随后，高检院趁热打铁，分别于1986年10月、1987年3月和11月分别召开会议，对这项新工作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存在的问题，逐步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工作实践中明确了法纪检察工作的任务、地位和作用，将法纪检察工作初步纳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鉴于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时代给检察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当时专业队伍仍存在很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一些法院、检察院的领导班子和审判员、检察员配备得不够强，不能适应新时期工作任务的需要。

　　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检察机关的性质，杨易辰反复琢磨提出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十六字的队伍建设要求。

　　对于干部年轻化问题，他着力选拔那些政治坚强、文化程度较高、懂得业务、具有开拓精神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形成合理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

　　他提出，在进一步调整、充实和加强领导班子，加快“第三梯队”建设的过程中，要解决好“提”和“让”的问题。“提”就是敢于破格，加快速度，把符合条件的20多岁至40多岁的干部提拔上来，让他们在挑重担中得到磨练。“让”就是老同志要当“开明人士”，主动给新干部让出位置来。

　　这一思路，引起了一些人思想的波动。有人说“30撒欢，40升官，50打蔫，60靠边，70、80冒烟”，有人主张把50多岁的同志一律换下来，在队伍中引起了一些混乱。

　　“这种提法，杨老是不赞成的。在人事工作座谈会上，他提出‘多倒几把’的做法，逐渐把老同志替换下来。他说，检察机关领导班子实现年轻化不能一蹴而就。50多岁的同志经受多年的锻炼，工作上有经验，是队伍中的骨干。他们正处在承上启下、新老交替的交接口上，他们既要挑好当前的重担，又要选好接班人，这是老干部应尽的责任。”

　　王克回忆道。

　　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努力，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在1984年至1987年4年间，高检院机关提拔了7名50岁以下的厅级干部，51名45岁以下的处级干部。地方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年轻化也取得了进展。与此同时，整个检察队伍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3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的比例到1988年已超过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