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修刚，辽宁丹东人，天津外国语学院校长，教授，天津市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人大代表，兼任教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这一解释是非法的、无效的。日本地方法院对这一条款任意进行解释，对此我们表示强烈反对。”11月20日，日本仙台地方高等法院对山形县酒田港原中国被强掳劳工案作出二审判决，以“《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公民的个人索赔权”为由，驳回原告诉求。当天，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强征和奴役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迄今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的重大人权问题。中方要求日方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这不是中国劳工第一次向日本企业提出索赔，也不是第一次被日本法院以“没有索赔权”为由驳回。那些曾经被日本企业奴役的中国劳工(以下简称“华工”)，还有没有可能得到赔偿?一个多月前，10月23日，一个有关赔偿的信息终于从日本传来，邵义诚等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达成和解:西松建设公司承认二战期间强掳华工的历史事实，向幸存者及死亡者遗属谢罪，承诺出资2.5亿日元(约合1880万元人民币)，补偿曾在安野发电站受奴役的360名中国劳工，并修建纪念碑。公开谢罪、建立纪念碑，这是前所未有的。

　　几位不通日语的中国老人，在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诉讼、和解后最终获得赔偿。邵义诚们感谢一个人，他就是天津市人大代表、天津外国语学院校长修刚。16年来，修刚为邵义诚、吕学文等人对日索赔担任全程翻译。

　　不张扬，默默人后，翻译工作给修刚的性格打上了这样的烙印。但实际上，在整个华工对日索赔过程中，修刚不仅是翻译，更是参与人、见证人。

　　“人大代表要为民代言，为民办事，公平和正义应该是人大代表最基本的追求。”面对记者的采访，修刚说，他只是做了一个人大代表、一个人应该做的事。

　　一度落泪:为感人的取证场面

　　“能参与对日索赔并全程坚持下来，是出于对日本朋友和这些劳工精神的感动。”修刚说。

　　上世纪80年代末，修刚还在日本教书。当时，他写了一本反映中日关系的著作《一衣带水》。在这本书中，他详细归纳了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他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日本曾向中国送还抗日烈士和在日死亡华工的骨灰，这些骨灰后来被存放到了位于天津的抗日烈士殉难纪念馆。

　　1993年，已经回国的修刚在中国见到了他在日本结识的朋友川原洋子。川原此行是调查二战期间在日本死亡的中国劳工的情况，希望修刚给予帮助，这就是劳工问题调查的发端。

　　“川原最初是做广岛原子弹受难者的调查，他们在调查中发现了西松建设公司强抓360名华工的线索，他们认为应当把这段历史弄清楚。”修刚说，“从他们的调查中，我了解到，二战期间曾有很多中国劳工被强掳到日本工作，他们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很多人死去了，但是现在，这些曾使用过华工的日本企业对这段历史不予承认。”

　　日本企业强掳华工，本来与川原洋子团队的利益毫无关系，但是他们放弃工作，牺牲业余时间，去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这让修刚非常敬佩。“中国劳工到日本调查取证需要好翻译”，于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共同想法，让修刚和一群日本友人开始了长达16年的合作。“至于能不能索赔，当时想都没想过”。

　　中国人在日本广岛被强制劳动，主要在西松建设公司承建的安野发电站，共有360人，吕学文、邵义诚都是其中一员。

　　从这以后，这些华工在日本调查取证，修刚都形影相随。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通过修刚的口让日本人理解的。在这个过程中，修刚与他们休戚与共。

　　来自山东的华工宋继尧老人双目失明了。在日本做劳工期间，他和工友们坐的矿车翻了，泥沙进到了眼睛里。性命虽然没丢，但眼睛红肿疼痛难忍，又得不到治疗，宋继尧竟把眼珠子抠了出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宋继尧再次回到这里，工地没有了，宿舍没有了，眼睛又看不见，他怎么提供让法院相信的证据?

　　就在大家感觉希望破灭时，宋继尧问修刚:“我前面是不是有条河?”

　　“是的。”

　　“你让我面向河……我的后边有个小庙!”

　　小庙?没有小庙啊!修刚为宋继尧捏了一把汗:“看来，大爷确实是记不清了。”就在这时，修刚发现附近有一座很小的神社。“是不是大爷把神社当做庙了?”

　　“是的，大爷，有座小庙!”

　　“你让我面向小庙!”宋继尧让修刚放开他的手，自己向前走去……一步，两步……正要撞到一棵树上时，他竟然伸出胳膊一下子把树抱住了:“这是一棵白果树!”

　　“我们的工棚就在左边，当时很多人挤在那里……”

　　修刚像其他在场的人一样，热泪再也忍不住了，“这样的证言，法官怎么否认?”

　　历史就在这样一幕一幕的场景中清晰起来。

　　二度落泪:为曾经并肩战斗的友人

　　1998年1月，3名幸存华工邵义诚、吕学文、宋继尧和两名遗属，代表360名受害华工向广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西松建设公司谢罪、建立纪念碑、赔偿损失。自此，一场漫长的诉讼开始了。

　　不幸的是，经过17次开庭之后，2002年7月，法院以“已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为由，判决原告败诉。

　　为帮助老人们打官司，修刚认真学习了日本的相关法律。修刚对记者解释说，“你有理，你都对，可日本民法规定，20年之后就没有经济赔偿的义务了。当时，所有的对日索赔官司都败在时效上。”让修刚略感欣慰的是，法院还是认定，西松建设公司在当时日本国策的影响下，强抓劳工，强制劳动，给这些劳工造成了伤害。

　　“我有责任跟老人们站在一起，面对和处理这些事情。”向广岛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之后，修刚和免费代理华工案件的好友新美隆律师找到了一些抗辩理由:中日两国长时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公民最近几年才可以自由往来两国之间，西松建设公司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毁坏证据、拖延时间，使华工长期不能提起诉讼。

　　在修刚看来，2002年7月9日是开创历史的一天。这一天，广岛高等法院打破时效壁垒，判决华工胜诉，并留下了一段经典判词:“当时效明显有悖于公理、有悖正义的时候，时效就不应再列入法院的考虑范围。”

　　由于法庭宣判时没有翻译，听到这句话，坐在旁听席上的修刚马上向投来询问眼神的大爷们打出手势:“胜利了!”

　　在二审终审制的日本，这一胜利，本应是最后的胜利。但是拒不认错的西松建设公司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依据是《日华条约》(是日本和台湾之间的条约，已经失效)、《中日联合声明》已经解决了两国之间的赔偿问题。

　　在日本最高法院开庭前的晚上，修刚和律师已经作出判断:可能要败诉。因为如果裁定华工一方胜诉，完全不需要开庭。最高法院的职责是解释法律条文，看来，最高法院要解释《中日联合声明》了。

　　果然，日本最高法院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已经解决了赔偿问题，日本企业没有向中国劳工赔偿的法律义务。

　　“越是大爷们不能控制情绪的时候，我越要冷静。”修刚说，“我们认为《中日联合声明》不包括民间的赔偿，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在日本的法律途径走到头了。”

　　就在大爷们高喊“无礼判决”、“错误”、“无耻”等口号时，修刚和律师找到了最后的一线生机———判决书最后有一段“劝告”，也就是“附言”。日本最高法院在“劝告”中说，鉴于本案受害人蒙受了巨大的精神与肉体的痛苦，法院希望上诉人在内的相关各方作出努力，以补救本案受害人。

　　“有没有这段‘附言’，是案件能否继续进展的关键。”修刚说，“这段附言虽然没有法律效力，却是进一步斗争的基础。”

　　正是有了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各方努力下，今年4月，西松建设公司同意和解。

　　川原洋子专门为此组织了一个庆祝会，修刚担任了这次庆祝会的同声传译。突然主持人说，请修老师为大家讲几句吧。

　　修刚一下子呆住了，哽咽了，“我想起了新美隆律师，二审胜利后开庆祝会的时候，他就坐在我旁边，如今他已经故去了。还有吕学文，他也不在了……”

　　一度微笑，那些事实在年轻人心中扎根

　　一审败诉，二审胜诉，三审又败诉，虽然判决结果有变化，但对日本企业曾强抓华工、强制劳动这些事实，三级法院都没有否认。

　　修刚认为，此次能和态度一向强硬的西松建设公司达成和解，关键是事实清楚，责任分明，“这也是我们16年斗争的初衷，就是让日本企业、日本法律界和日本政府都能承认这段历史，并为这段历史负责任。”

　　还原历史真相并不容易。在诉讼过程中，日本企业曾提供证据，证明日本企业优待了华工，每月给他们30多斤粮食，而且，这份证明有当时美国驻军的盖章。

　　难道日本企业真的优待了华工?修刚陪同华工们一起找到了当时工地附近的住户，那些住户们证明，当年这些华工吃不饱饭，经常到家里要点盐巴、要红薯秧子吃，还有人因为偷吃东西被打了……如果他们每月有30斤粮食，会干这些吗?最终，他们证实:日本企业提供的证明文件是日本战败后开具的，当时中国是战胜国，华工才有了这样的待遇，在此之前，想都不敢想。

　　“让人感动的是，当地的居民对华工的调查都非常配合。”修刚告诉记者，打官司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喜欢广岛。作为一个受过战争摧残的地方，这里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痛恨战争。他们对战争的反思和对责任的追究，决心非常大。”

　　推动华工索赔的组织，没有政党和政府背景。在广岛地区，有两个组织支持它，一个是广岛高中教职员工会，一个是广岛中小学教师工会。有了这个优势，他们组织了很多场面向中小学生的讲座，请华工们为学生们讲日本教科书上没有的历史。

　　修刚告诉这些学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华工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们努力建设的水电站，我们现在还在用着，我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

　　“每次从日本回来，我都会给我的学生讲上一小段儿。”修刚也用这些事实来教育自己的学生，让他们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中日友好，什么才是对两国之间战争的客观态度。“是的，日本确实有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家，有完全不承认历史的企业，但也确实有一大批像新美隆律师、川原洋子这样追究真相、尊重历史的友人。”

　　“不管是不是学习日语的同学，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对日态度。”修刚告诉他的学生，对待日本所有的问题，都应当立体地去看，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友好的，这是双方建立信赖、良好关系的基础。

　　二度微笑，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16年下来，修刚为华工问题去日本不下十几次。

　　“确实占用了不少时间，而且很多时候面临着与其他工作的冲突。”修刚说，最初介入华工索赔问题时，他还是系主任，后来做了副校长、校长，时间越来越难挤出来了。作为教师，我要考虑教书育人;作为校长，我要考虑学校建设;作为人大代表，我要履行职责。虽然学校全力支持，修刚还是尽量利用假期来帮助老人们。修刚还坦言，如果是给别的大会做同声传译，一次要一万元，如果这样算下来，16年来，他的损失确实不小。

　　“钱很重要，但基本的人格和责任感不能放弃。”修刚说，虽然16年来他一分钱都没收，但与其他友人相比，他还自愧不如。

　　修刚告诉记者，参与这个活动的所有日本人，都是没有报酬的，而且他们很多人吃饭都是自己掏钱。

　　在个人利益上不计得失，但在华工权益上，他们却锱铢必较。

　　“日本记者在采访老人们的诉讼目的时，喜欢先提钱，再说尊严。”修刚说，他不止一次叮嘱老人，一定要先说尊严，再提钱，注意说话的顺序。“老人们来打官司，确实并不是为了一点点经济赔偿。”

　　即便在与西松建设公司协商和解条款时，数额确定后，他们又与西松建设公司就一个措辞进行了交涉，最终把“救济”改为了“补偿”，并附加上了“深刻的谢罪”字眼。

　　和解的确来之不易。修刚说，这些日本友人通过散发传单向西松建设公司施加压力，通过购买西松建设公司股票获得在股东会上发言的机会，要求企业解决历史问题。现在，360位华工，不论是否在世，都将至少获得60万日元的补偿。12月14日，负责管理西松建设公司支付补偿款的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分配这些补偿费。

　　接下来就是在日本修建纪念碑，刻上所有360名华工的名字。

　　对这一结果，修刚颇感欣慰:“这是日本企业第一次公开谢罪，第一次修建纪念碑，开了历史的先河，为华工赢回了尊严。”

　　修刚希望西松和解能成为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西松赔了，其他企业是不是也该赔?企业谢罪了，日本政府是不是也该谢罪?修刚认为，日本最高法院在“附言”中所说的“相关各方”，包括日本政府。他告诉记者，在和解达成之后，日本的主要媒体纷纷发表社论，要求日本政府拿出认错的勇气来。“《朝日新闻》的标题就是，下一步就看政府了。”

　　“当然，这个和解协议并非完美。”在修刚看来，“很多华工留下了永久的残疾和创伤，约合人民币5万元左右的补偿金，太少了。此外，我们对日本最高法院以《中日联合声明》为由剥夺民间索赔权，非常不满。”

　　一位人大代表、大学校长16年为中国劳工义务当翻译的故事，到此暂告一段落。修刚坦言:“不管你地位多高，人大代表这个身份要时刻牢记。有了这个身份，你就应该尽一切能力去维护正义，发自内心地真正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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