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昨天到达哥本哈根会议现场，从今天开始将连续发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报道。

　　人员爆棚：组织方被迫采取配额限制

　　哥本哈根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在离开Bella center(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所在地)的地铁上，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观察团代表问我，花了多长时间排队注册。我说，超过一小时。他很惊讶，随后告诉我，他只花了15分钟。这并不奇怪，为来自N G O等观察团组织开放的注册窗口是媒体窗口的三倍还多。对媒体参与气候报道的热情，似乎超出了主办方的想象———以至于，到11月中旬，网上填写注册资料申请注册采访资格的进程不得不暂停。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网站上叙述了停止接受注册的原因———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5000个媒体代表注册本次会议，加上大会代表团和观察团，人数已经超过15000人。

　　6日下午，会议组织方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紧急通知，对非政府组织成员入场临时实行配额管理，即每个非政府组织只能有一定名额的人员可以进入会场。同时，入场记者人数也被限定为3500人。

　　电子邮件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会场最多只能容纳1.5万人，但要求入场者多达3.4万人，因此只得采取限制。考虑到打算参加7日开幕式的人可能也会远超预期，会议组织方将适时暂停发放会场出入证。

　　种种迹象表明，记者所代表的公众关注，开始聚焦于这个之前略显专业的，同时被猜测、不确定性笼罩的领域。

　　中国参与热：亚洲面孔半数是中国记者

　　虽然在之前的媒体舆论中，哥本哈根气候谈判被看作是有史以来最不被看好的气候谈判，但仍然不损害各个国家民间的参与热情。

　　排队等待注册的媒体记者中，亚洲面孔并不罕见，来自中国的媒体在其中占了大半壁江山。标准普通话交织在流利的英文中，会让你怀疑，是不是在参加一个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会议。

　　中国参与气候谈判的程度，从媒体的参与程度中，可以窥斑见豹。在中国代表团出发的前几天，在搜狐组织的一个中国代表、N G O、媒体见面会上，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国际谈判和国际政策处处长李高在见面会上就很感慨，他说，前几年的气候谈判，都是我们主动邀请媒体过去，费用我们承担，现在有这么多媒体主动过去。这是巨大的变化。

　　这次哥本哈根会议，除了新华社、CCTV等中央媒体，来自地方媒体的报道团队动辄两到三人，成为气候“加热”中国的直接见证人。

　　中国和美国是公认的可能对这次气候谈判产生重大影响的两大国家。他们的碳排放在世界上排到前两位。气候谈判对中国可能是一次机遇，也有可能是一种限制。谈判结果，是在未来限制中国的排放，还是发达国家可能在技术和资金领域提供支持，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

　　中国已经公布了自己的减排计划，到2020年，单位G D P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虽然中国的碳排放仍然会增加，而且中国并未宣布，到什么时候可以到达排放的定点，但中国的减排计划仍然受到世界各国的好评。

　　外界猜测，中国和印度的表态对美国是一个激励，美国总统奥巴马改变行程就是一个证明。民间猜测，如果参会的国家互相鼓励，可能最终会有一个有意义的结果出台。

　　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再到商业

　　最近这一年，其后谈判的热度传播到中国后，从上到下，从官方向民间延伸。“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背后，是中国自成体系的碳减排目标。中国去年投入拉动经济的4万亿中，给发电设备投入的资金，全部投向了和气候变化有关的清洁能源领域。

　　寻找气候变化中的商机，或者说，适应未来，成为各商业机构必须调整、面对的问题。王石等中国企业家将首次出现在气候谈判大会上，他们将成为山水自然中心企业家代表团的成员，作为观察团代表参与到哥本哈根谈判的进程中。

　　适应未来发展的道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是减少能源消耗，提高效率，高效必然和先进技术联系在一起。从无到有之中，必然蕴藏着商机，这就是从政治到商业发展的逻辑。

　　还有一个现象，参加报道的媒体记者，来自外交、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或许比来自科学、环境领域的多得多。事实上，它印证了一个现象，气候变化已经远远超出科学范畴。

　　本报特派哥本哈根记者 杨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