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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本哈根会议开幕之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表示，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谈判不顺，加深了双方的分歧，但现在到了制定一个更为有力的气候协议框架的时候了。

　　“我认为谈判人员现在从世界领导人那里获得了迄今最为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拟定一套切实的提案，以便快速采取行动。”德布尔说。

　　的确，哥本哈根会议意义重大，但使命也极为艰巨。其中不仅有欧盟、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三方角力，更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争执。后一种分歧几乎已经造成解决这一问题的死结。如何解开这个死结？不外乎老话一句：双方应该加强应对危机的共识，各自进行让步，寻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塞缪尔·弗兰肯豪塞认为，在目前环境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要想达成一致，哥本哈根会议先要解决四个关键问题。也就是在四个问题上统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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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只纠缠“责任”

　　从本质上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适应机制视为发达国家为其碳排放导致的气候问题所付出的赔偿。谁搞坏的，谁负责。但对发达国家而言，这种观念于事无补。赔偿意味着责任，如果发达国家应该对全球变暖引发的损失“负责”，那么相关赔偿有可能将是无限期和不可控的，而且可能会面临诉讼。此外，发达国家称，助长全球变暖的相关因素也在不断变化，发展中国家正在日益导致全球变暖进一步恶化。

　　这是一个根本上的意见分歧。弗兰肯豪塞认为，不要把适应机制视为对环境损害的赔偿，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显示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公平应对共同面对的挑战的方式。实力更强的一方应当帮助实力较弱的一方。各国不再纠缠于责任归属问题，使发达国家更有可能支持一项决议，同时可能令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虽然这一做法有点和稀泥的味道，但可能打破两大阵营的一些心理壁垒，让双方各自都往前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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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算起步资金

　　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多少钱？这个问题最为突出，从很多方面来看，也是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没人能肯定地知道为适应气候变暖需要付出多少成本，只有一些大致的估计。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前，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成本可能每年在750亿到1000亿美元之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委托发起的一项研究也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然而，两大组织都承认，他们的数字只是纯理论的；在实践中，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实施的数不胜数的措施汇总出一个成本，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弗兰肯豪塞认为，人们不必在这一点上纠缠了。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代表用不着在最终数字上达成共识，只要同意一个基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数字的起始资金目标就可以，同时建立一个评估流程，以便在对适应需求有更多了解后调整资金规模。

　　此外，资金也可以分期给付，先从最重要的项目开始，如应对目前气候问题的一些措施———暴雨预警系统和农作物保险等，其中不少项目的启动资金相对较少。

　　弗兰肯豪塞还认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也始终需要深入；因此，事先锁定成本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就像美联储不可能事先锁定未来几年的利率一样。我们知道，未来会出现新的变化，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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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花钱程序

　　哥本哈根会议需要达成的第三项共识是如何管理适应基金———也就是说，花钱的决策由谁来下，支出的优先次序如何确定？

　　同样，分歧是必然存在的，谁都想在这方面说了算。发达国家认为，世界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等传统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应该与其提供国际援助时一样──评估项目、调配资金、监督项目成败。不管怎么说，发达国家觉得他们要对其纳税人负责，以确保适应基金用在了实处。也就是谁出钱，谁说了算。

　　但发展中国家担心，这些传统组织都由发达国家掌控，行动慢而且很小气。他们的观点是，适应基金与国际援助不同。他们不想再次被迫扮演一个弱者的角色──从捐助国那里获得援助，还得感恩戴德。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变暖首先是那些捐助国搞出来的问题。

　　在这方面，各国在两年前的巴厘岛气候会议上有所突破，新设了一个适应基金，由两大阵营的代表共同组成理事会来进行管理。

　　但现状是，这种权力共享机制只在理论层面存在。适应基金目前基本上只有一个管理委员会，只负责很小一部分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资金。绝大多数这类援助资金的控制权还掌握在传统组织手中。

　　在未来，发展中国家要求，适应基金应将更多旨在适应气候变化的援助资金纳入其管辖范围。他们表示，这类管理职责应该由接受资金的各国自己来履行，而不是依靠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去发现、评估、实施和监控气候适应项目。

　　让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很难分清楚某个适应需求是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还是由于正常的气候波动引起的。对遇灾国家来说，旱灾就是旱灾，不管背后的引发因素是什么；但对发达国家来说，灾害起因决定了援助资金是应当独立于基本的发展援助资金之外还是作为其一部分。

　　弗兰肯豪塞认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让发展中国家在与援助机构磋商后制定自己的发展及适应计划。不过，这个解决方案只适用于那些有能力管理援助资金的国家，否则适应基金的使用应该由那些更有经验的援助机构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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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资金来源

　　哥本哈根会议需要解决的第四个问题是资金的实际来源。

　　弗兰肯豪塞认为，纵观近几十年，现在是为国际事务筹集资金的最差时期之一。很明显，现在来讨论新的筹资承诺有点不合时宜，但又不得不明确这个问题。目前，最简单的方式是让发达国家提高其援助预算，但发展中国家对此并不热情，原因有两个：

　　首先，发达国家经常开空头支票，承诺得很多，但不履行诺言。其次，即使发达国家真的给钱，发展中国家也很担心其中一部分资金最终是以国际援助的名义出现，也就是说，这部分钱包括在已经给出的援助承诺之中，而不是额外的资金。

　　因此，发展中国家寻求的是新的、独立的资金来源，但这谈何容易。新的资金来源通常意味着将筹款权力交给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或在国家财政政策上受制于人，或两者皆有。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会否决任何此类建议，这是个原则问题。举个例子来说，美国参议院会不会通过一项让联合国向美国企业直接筹款的公约？不太可能。

　　因此，哥本哈根会议的复杂性在于找到一种资金来源方式，既能保证国家财政主权不受侵犯，又能让发展中国家相信未来资金可以到位。目前，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还是没有，也许需要同时借助几种不同的融资渠道。这些资金来源都有各自的特点，在不同程度上迎合着不同的需求。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筹集的资金将不得不与其他气候变化目标共享，如新技术的开发和传播等。

　　已有很多筹资建议浮出水面，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向未能达到减排目标的国家出售额外的碳排放额度。另一个建议是向国际航空和海运公司征税，这是目前没有纳入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国际公约《京都议定书》的两大重要碳排放源。

　　目前，适应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对《京都议定书》制定的国际碳交易机制所覆盖的碳减排项目征税。这种机制规定，新的风力农场或重新造林工程等项目所减排的碳额度中的2%贡献给适应基金，用于在二级市场上出售以换取资金。虽然向碳减排征税而不是向碳排放本身征税有违经济常识，但这种机制可以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尤其是假如哥本哈根会议能像预期那样给全球碳交易市场带来变革的话。

　　联合国官员：

　　发展中国家

　　正“激励”发达国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7日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减排作出卓越贡献，他们的行动和承诺对发达国家是个“激励”。

　　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开幕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发展中国家的承诺和减排行动对发达国家有什么影响时，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说，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和承诺对发达国家是个压力，可以督促它们作出进一步的努力。而旁边的德布尔则指出：“如果不用压力一词，我想应该用激励更合适。”

　　他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减排行动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制定的能源消费目标将为全球减少碳排放和放慢全球变暖的目标贡献25％的努力。就目前看来，发达国家行动迟缓，其做法和一些承诺与有关科学报告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相差甚远。

　　哥本哈根会议的

　　三个“期待”

　　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召开之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6日下午在这里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会议需要为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一个强有力的长期解决方案，他对此有三个期待。

　　第一，必须马上采取快速有效行动，推动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等方面的进展，不能再有拖延；第二，必须为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雄心勃勃的目标，同时还应该开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并建立长期的资助计划；第三，各方需要达成有关低碳未来的共同愿望。

　　本期编译（宗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