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报道（记者单立娟）：爱泼斯坦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著名记者，他被中国网民评选为一百年来对中国帮助最大、最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十位国际友人之一。日前，爱泼斯坦先生的遗孀黄浣碧女士做客国际台，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讲述了这位著名记者一生笔耕不辍、见证中国社会发展的故事。

　　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犹太人家庭，父母因积极参加革命斗争都曾被捕入狱和流放。两岁时，他随父母绕道日本来到中国。爱波斯坦曾经说过，一般人是从爱国主义到国际主义，而他是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的。他的夫人黄浣碧女士说：“他是从小在中国，当时他是没有国籍的，所以他说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就是这样，他因为最后是加入了中国籍，而且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他一生贡献给了中国，那时毫无后悔的。”

　　爱泼斯坦先后在哈尔滨、天津等地求学、成长。他自幼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横行霸道、侵占中国国土、任意欺压中国人民的种种暴行，内心里便渐渐孕育了同情中国的情感。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各个战场，真实、生动地传播了中国军民顽强杀敌、血战台儿庄等激励士气的报道。

　　为把解放区的见闻、观感尽快传播到全世界，他摆脱国统区的困扰到美国赶写文章。这期间，他又同夫人带领各界人士游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还把《黄河大合唱》译成英语反复播唱。

　　1951年，他应周恩来总理、宋庆龄的邀请重返北京，任执行总编创办《中国建设》（现改名《今日中国》）杂志，以多种语言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时、全面地反映了今日中国的新风貌。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和黄浣碧女士结下了不解情缘。黄女士说：“我是从60年开始，到宋庆龄创办的《今日中国》杂志社，现在是《今日中国》过去叫做《中国建设》，用英文一点一点翻的话是叫是《中国在重建》。宋庆龄说我们不能老是在重建啊，得给我们杂志改一个名字。在宋庆龄去世后，这个杂志改名叫《今日中国》。我是60年到这个杂志社工作的，爱波斯坦是1951年，是这个杂志社的创办人之一。我们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

　　工作上的得力伙伴，因为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日久生情成了亲密爱人。黄浣碧女士说，爱泼斯坦一生的事业都在中国，她讲述了这样一个让他们都难忘的故事：“我想他一生最难忘的，他在他的回忆录《见证中国》里也是那么写的，就是他1944年到延安采访，那时侯延安是被国民党封锁，消息不让外传。他冲破封锁，组织了一批外国记者来到延安，当然国民党也是不放心，派了很多他们的人，成了中外记者团。他采访以后就觉得在那里看到一个新中国雏形，人民在那里流血，在那里很勤奋的打日本鬼子，所以他在书里说了，他坚信中国人民正在为一个崭新的未来世界中的崭新的中国奠定基础。”

　　那时，他以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和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突破封锁到了延安。在一篇文章里，爱泼斯坦写下了他亲眼看到了鲜灵灵的场景：一片片小麦、小米，黄澄澄的丰收在望；豆子、棉花、亚麻，郁郁葱葱，尽收眼底。老人、孩子面颊红润。

　　在一封家书里，爱泼斯坦这样写道：“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经历了纷飞战火，又和中国人民一起迎来和平年代。爱泼斯坦一生90个岁月中，有82年都在中国。见证了中国的世纪巨变，他为自己的这一经历感到骄傲：“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身经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他的夫人黄浣碧女士说，爱泼斯坦特别关心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她说：“刚开始时候一些变化有点不太理解，但后来他知道了，建设得很好。我们出去一看他就跟我说你看现在中国不就跟外国一样好吗，差不多。而且香港回归他也特别关心，一直做在电视机旁边看香港回归的事。也希望中国大陆和台湾能够早点统一起来。他还特别关心西藏，他写过一本西藏的书，书名叫做《西藏的转变》。他说如果他有时间身体健康的话，他要再写一本，而且在病房里还跟他的领导和同学说，希望他能够好了出来能够做火车去西藏。”

　　爱泼斯坦先生2005年在中国去世。他一生到过西藏4次，虽然他坐火车去西藏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但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已经尽一生之力完成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使命。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爱泼斯坦先生，也一直被中国人民深深感谢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