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想要在气候变化领域做出实质性的改变是一件异乎寻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亟待复苏的时机。与此同时，要做出实质性改变的呼声却也越发急迫。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使人们对现代社会所定义的“进步”产生了怀疑。城市和工业化作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对碳经济贪婪的依靠已经很大程度上威胁到了气候变化。以至于诸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等一向沉静的机构，也不得不对气候变化敲响了警钟。

　　全球人类正在被某种我们并未深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美国每年仅为灯火辉煌这一项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就超过孟加拉国整体排放的9倍，也相当于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除去南非）所有的排放量。按照此趋势，大气中持续聚集的温室气体到本世纪中叶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影响。例如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孟加拉国将出现1700万难民；在非洲地区，同样数目甚至更多的农民由于剧烈的天气变幻而无法再继续耕作。国际社会必须慎重思考在当前困难的国际经济条件下避免气候变化加剧的成本，也必须权衡如果无所作为未来需要付出的代价。能源与环境政策中心作为国际气候变化公约的官方观察组织，我们参与到气候变化的讨论已有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以及今后，我们都将致力于解决气候和经济发展公平性相关的问题。我们首要的观点是：

　　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可持续和公平性的策略

　　目前，国际社会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做出的努力主要在于为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进行的磋商。这些磋商受到科技的、商业的和政府的三种利益因素的共同影响。缔约国在第三次会议上制定了《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设定了整体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5%，实施时间为2008到2012年。在随后的缔约国会议上，又确立了发达国家之间温室气体排放额度买卖的“碳排放交易”模式，藉以帮助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同时，该协议也规定各国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以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许多科技界、政界和工业界的领导者认为，如果能够合理的设计和实施，这种“灵活的方案”能够实现大气这一全球共有的环境财产可持续的管理和发展。

　　但我们认为，当前这种市场机制并不能充分解决由于历史性原因造成的不公平问题。虽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贡献巨大--它让我们认识到发达国家5%的减排仅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一小步，但是科学上的发现很难赢得政治上的博弈。虽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气候变化可持续的限定做出了调整，以留给政治博弈更多的空间，但问题依旧存在。科学研究本身难以带来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变动。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认为西方的科技观点有失偏颇。缔约国之间经过多轮的磋商的根本目的在于达成一个真正民主公平的解决方案。但《京都议定书》只允许了碳排放交易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或者合作开展项目。这就造成一个发达国家减排的努力可能被另一个国家排放量的增长所抵消。考虑到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占据了全球排放的三分之二，以及为保持气候稳定性需要消减到1990年水平的60%这一要求，碳排放交易的方案远不能解决问题。既然发达国家集团在政治、经济和科技上仍然有着巨大的努力空间，那么谈判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气候政策？我们认为一个真正公平的，可持续性的排放标准应该建立在全球对碳排放允许容量的人均配置的基础上。简单的说，如果实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建议的在本世纪中叶的减排目标（以1990年为基准），均摊到1990年全球总人口头上，不难得出为一个兼顾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的人均排放标准是每人每年约3.3吨二氧化碳当量。这一数目很容易帮我们看清楚每一个国家是“碳债务国”还是“碳债权国”。国家之间人均排放量差异巨大，美国以人均超过19吨高居债务国榜首，接下来依次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挪威等等。他们都远远超过了3.3吨的公平性标准。另一方面，中国、印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等等发展中国家都远低于这一公平线。只有这种基于人均排放的衡量标准我们认为才能真正体现着公平性原则。

　　美国必须采取行动

　　众所周知美国上一届政府不负责任的做法让人失望，《京都议定书》墨迹未干就宣布退出协议，而且在京都协议下，美国通过碳交易这种“灵活”的方式，在实际排放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实现了部分“减排”的承诺。实际上，要实现上述公平性的标准，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努力。因而，占据发达国家排放量40%的美国做出承诺和努力减排尤为必要。

　　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要在本世纪中期不超过可持续的温室气体浓度（450ppm），发达国家开始减排的努力不能迟于2010年。然而，如果美国不作为，即便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我们的公平性方案，仍会导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超标（大约480ppm）。即使一个极端的假定2030年欧盟和日本都实现零排放，美国的不作为仍然会使这一浓度到达465ppm左右。这一事实说明：如果没有美国坚定的执行减排任务，全球气候的可持续发展就根本无从谈起。国际社会如何与美国接触以开展快速的减排也将成为巨大的难题。

　　如果美国在气候谈判上难以让步，国际社会就有必要继续加大对美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与国家政策不同的是，美国的公民社会所采取的逐步明确的积极行动让我们意识到政治问题的另一种解决方案：让美国社会和民众积极参与到减排的国际努力中来。这样不仅能克服美国国家政策的无所作为，也能形成一种新的推动力。美国许多州和城市在努力填补国家政府在减排方面的空白。例如美国市长气候变化保护条约2005年2月被通过，超过435个城市承诺实现甚至超越《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又如国际太阳能城市项目促使许多美国的城市更多的采用新能源以降低城市的排放量。虽然城市的规模、方案有所不同，但都在积极的努力以解决以打破国家消极的政策造成的影响。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是一个65万人口的城市，其实现减排的目标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城市电力供应商将在2020年采用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满足15-20%的能源供应；二是在该城市建立100兆瓦屋顶光伏系统。通过这些努力，减排的政治努力可以有效的和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民众健康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结合起来。

　　美国在这次哥本哈根会议前终于决定做出一个减排的承诺，这个承诺姗姗来迟，但好在美国终于表了态：美国希望成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国际麻烦。非常振奋人心的是中国决定在气候问题上成为新的领导者。考虑到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并不必要做出早期减排的承诺。然而，中国减轻碳排放强度的目标和决心表明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在人均排放量只有美国大约五分之一的水平情况中国却做出了减排40-45%的承诺。作为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表现出来的这种积极态度对于今后的国际博弈至关重要。哥本哈根会议之后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哥本哈根会议每一步的谈判都难以一帆风顺，结果亦是如此。这主要还是因为很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京都协议曾经提及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当谈到“区别”的时候，由于部分发达国家仍然缺乏诚意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脱贫发展的迫切需求，导致各方很难达到一致性的意见。发达国家如果依据发展中国家的态度来制定目标的做法仍然是很缺乏诚意和失衡的，这将有可能导致放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不难看到发达国家究竟要减排多少以及怎样落实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都是在大会上要继续激烈交锋的问题。美国环保署在大会召开当天表态温室气体正在对美国民众的健康和福祉构成威胁，按照美国的法律，环保署将有权据此设定减排目标，希望这一行政手段这将有力的推动美国政府的官方态度转变。欧盟方面，目前国际社会对欧盟的态度争议较大。随着进一步的谈判，欧盟的路线图也将进一步明朗。一份强有力的全球协议能否在美人鱼的故乡诞生，我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为美国特拉华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中心主任 能源与气候政策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