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修智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在西周王朝，统治者主张敬天、 孝祖、敬德、保民，重视尊老敬贤的教化。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长幼之道：在家孝顺父母，至亲至爱；在社会上尊老敬老，选贤举能；在国家则忠于君王，报效朝廷。周代规定，“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礼记·王制》)“杖”指老年人拄的手杖，拄着拐杖的老人是受尊敬的人。杖于家、乡、国、朝之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逐步受到更大范围人们的尊敬。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要定期举行养老礼仪。 周代的养老礼仪包括朝廷和地方两个层次。在朝廷，天子一般都要定期视察学校，亲行养老之礼，在太学设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宠礼遇。在地方，则每年都要定期举行乡饮酒礼，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礼遇。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孝作为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确实是深入民心。

　　自秦代以后，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就是表彰孝子，让他们青史留名。汉代是中国封建帝制社会全面定型的朝代，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从汉王朝开始，提倡“以孝治天下”，孝开始走上政治舞台。 特别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正统思想，孝也成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成为了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开始直接服从于“ 父为子纲” 、 间接服务于“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两汉时代，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 孝” 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表明了朝廷的政治追求和对“孝”的尊崇。提倡孝道，褒奖孝悌，是汉以孝治天下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据《汉书》与《后汉书》帝王纪中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褒奖、赐爵达 32次，地方性的褒奖则更多。皇帝幸巡各地，常有褒奖孝悌的事。有时一地出现祥瑞，则认为是弘扬孝道所致，也要褒奖孝悌。对于著名的孝子，皇帝更加重视，把其作为弘扬孝道的榜样，精心扶植。如有一陈姓寡妇，养婆母 28 年，汉文帝感其孝行，给予“孝妇”称号。东汉初年，临淄人江革以孝母闻名乡里，光武帝赐其“巨孝”称号，赐谷千斛。

　　在政治制度上鼓励孝道，重视养老，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兴“举孝廉”，察举善事父母、做事廉正的人做官。元光元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 元朔元年，武帝又下诏，凡两千石以上官吏必须察举孝廉，否则按不敬和不胜任论处。“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纪》)自此以后，以孝为本就成为选拔官吏的标准。汉武帝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吏多为孝廉出身，被视为仕宦之正途。举孝廉者往往被任为“郎”，在东汉尤为求取官职的必由之路。山东嘉祥武氏祠的墓主人武开明、武班、武荣都是经察举孝廉后入仕做官的。桓帝诏书说：“ 孝廉、 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后汉书·桓帝纪》)宋代徐天麟说，汉代“ 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为后世所不能及”(《东汉会要·选举上》)。可见孝廉任官，对稳固汉朝的统治秩序具有长效作用。

　　汉代另一个重要选官制度是孝悌力田，始于汉惠帝四年(前191)，名义上是奖励有孝父母、敬兄长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经常受到赐爵、赐帛或复其身(即免除徭役)的优抚政策。汉文帝十二年(前168)，诏以孝悌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成为定员。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以后又增《论语》、《孝经》为七经，作为从京师到各郡、县、乡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必修课和必读教材。无论贵族官僚还是平民百姓，都要接受“孝”的教育。《孝经》成了国家教材。《孝经》强调尽孝道的普遍性，并对孝道的原则、内容及尽孝的方式、孝子事亲的行为举止等，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它不仅要求人们事父母以孝，事兄长以悌，而且把家庭父子关系运用于国家君臣关系，把孝亲与忠君直接相连。

　　汉代的养老活动也是统治者孝治天下的一个重要形式。汉高祖西入关中时，就“存问父老，置酒”(《汉书·高帝纪》)。《后汉书·光武帝纪》诏曰：“其命君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疾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这里的律就是对养老的专项规定。汉代是孝的观念兴盛的时代，老人在家庭与社会上地位很高，是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汉代以孝治天下，对后世政治有很大影响。两汉皇朝绵延四百余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封建朝代，这与以“孝”为治国之道有一定关系。

　　魏晋隋唐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儒家的影响相对削弱的时期。但是，孝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传统有其深厚的民众社会基础，这段历史时期孝道仍受到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崇尚。

　　为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两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晋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晋书·武帝纪》)皇帝还亲自讲《孝经》。《穆帝纪》载：“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车胤传》载：“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可见这样的活动相当隆重。

　　两晋时期一项相当有力的措施是中正把关，即所谓“乡邑清议”，士人入仕必先经中正评品，如果有不孝的污点，中正这一关就通不过。《世说·任诞》 注：“(阮)简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旨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黎臛 ，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吃了一点肉，因在父丧期间，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叙用。 中正把关，可以说是晋朝贯彻以孝治天下的组织措施。

　　隋唐也是一个以孝治国的时代。 唐玄宗亲自为《孝经》写序、注释，并下诏颁行天下。 天宝年间免征居父母之丧者的劳役赋税，称为“孝假”。代宗时又开“孝悌力田”选士科目。唐代社会出现了一些“以孝闻于世”的孝子贤孙，其尽孝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善事父母，养老送终”等方面。对于尽孝道的典型，唐朝统治者也给以褒奖和宣扬，或由地方官府表彰，或由地方举荐，上奏朝廷，授官、赐物、旌表其门闾、蠲免其赋役，甚至载入史册，传之后世。两《唐书》的《孝友传》中罗列姓名或详见于篇者，即为当时最高的褒奖。有的还受到皇帝亲自嘉奖和恩典。武则天时，元让以孝著称，诏拜太子司议郎。则天谓曰：“卿既能孝于家，必能忠于国。今授此职，须知朕意。宜以孝道辅弼我儿。”(《旧唐书·孝友传》)这些事实反映了唐朝统治者继承了儒家传统中讲究孝道的一面。

　　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由鼎盛逐步走向衰亡的时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这就要求为整个社会和个体家庭坚实地竖起“三纲五常”、“明天伦之本”的统治秩序。

　　宋朝是经过社会动荡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统一朝代，政府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出发，大肆宣扬“冠冕百行莫大于孝”(《宋史·孝义传》)，“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宋史·选举志》)晋人王祥卧冰求鲤，三国时人孟宗泣笋等荒诞不经的愚孝故事，都被用作教材向人们灌输。由于政府的大力褒奖，孝道在宋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孝子辈出，孝行壮烈得惊人。《宋史·孝义传》载，太原的刘孝忠，母病三年，他不但割股肉，还“断左乳以食母” ；杨庆“ 母病不食”，他就割自己的右乳“以灰和药进焉”；吕生则在他父亲失明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对这些行为，宋朝皇帝不但诏赐粟、帛，还亲自“召见慰谕”。不仅如此，宋朝法令还规定：未葬亲不许入仕。有的宰相甚至因此而被罢官(赵翼《院余丛考》卷二十七《未葬亲不许入仕》)。而且即使缌麻那样的远亲病死，也不得赴举(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缌丧不得赴举》)。这时的孝道就纯属残酷的愚孝了，不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而成为人们的精神枷锁。

　　元朝统治者对孝道的认识与宋代截然不同。孝道是农业经济的产物，而游牧经济是分散的、流动的，父子依附关系相对减弱，自然不会产生适应农业经济的孝道。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用游牧民族的眼光审视内地的封建道德规范，并通过行政手段加以改造。首先，在宋代被视为最高孝行的卧冰、割股、刲 肝等行为，在元代不但不予以褒奖，反而被明令禁止。 据《元史·刑法志》 载：“ 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 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元朝政府对一般的孝行常理也极为淡漠。用以维系宗族关系的孝道一经破坏，家族纽带也就有所松懈，孝道的核心内容善事父母也发生了动摇，甚至遗弃父母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元史·刑法志》云：“诸父母在，分财异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职……亲族亦贫不能给者，许养济院收录。”元朝统治者站在游牧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出了孝的某些不合理性，并从政策上加以限制和明令禁止，无疑在客观上起到思想解放的进步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治乱世用重典”思想指导下，诏谕臣民们要兴孝道，用“孝”维系皇权统治。朱元璋把孝看作是“风化之本”，“古今之通义”，“帝王之先务”，认定“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明通鉴》)朱元璋兴孝的主要措施有自身率先垂范，观念倡导与教育，制礼作乐，政策支持与奖励等。洪武一朝，荐举讲孝，科举讲孝，选官员亦讲孝。洪武六年曾罢科举，举贤才，其目有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耆民等。荐举一途，“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明史·选举三》)。明朝还以养老之政教民孝，对老人赐以布帛，授以爵位，还让他们议政，御政，评论官员，理民诉讼，宣教民众，以发挥他们的作用。明文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由官府养。由于明太祖的大力提倡，整个明代都非常重视孝道。明12代皇帝统治的277 年中，皇帝的庙号、谥号或陵名，孝字很多。如“孝陵”、“孝宗”、“孝康”，尊谥中的“至孝”、“达孝”、“纯孝”、“广孝”等。

　　清代统治者作为异族君主，开始不便在汉族遗民中提倡忠君，于是改而大力倡孝，重视以孝道治天下。顺治皇帝曾经注过《孝经》。康熙、乾隆皇帝数次在宫内开设“千叟宴”。康熙还曾颁发“圣谕”，提倡孝道，敕令全国广为宣讲。他认为，帝王治天下要“首崇孝治”，“ 孝为万事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 ”(《御制文选》第五集卷三十一)清代法律规定，对于不孝甚至残害父母的，予以严惩。另一方面则是旌表孝子。雍正时曾规定，犯死罪但因为是独子，必须赡养父母的，予以宽刑。清代封赠臣子的父母、祖父母及其配偶，也是一种提倡孝敬的措施，具有弘扬孝道，倡导敬老的意义。清代为了加强孝治，把汉代的“孝廉”和“贤良方正”两个科目合并，特设孝廉方正科。雍正元年(1723)诏直省每府、州、县、 卫各举孝廉方正，赐六品服备用。以后每遇皇帝即位就荐举一次。乾隆五年(1740)，确定荐举后赴礼部验看考试，授予知县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