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本报评论员 周东飞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向媒体披露，明知期刊容量有限，全国大大小小的高校、科研单位、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还要给学生、科研人员、公务员甚至普通职员下达严苛的论文发表指标，由此导致了买卖论文与非法学术期刊等种种乱象。研究表明，包括非法期刊在内，我国买卖论文已经形成产业，2009年规模达10亿元。

　　当全球的人们都在为如何走出经济低谷而作难之际，一个前所未有的论文买卖产业在中国横空出世。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的交易额约为1.8亿元，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两年时间其产业规模已膨胀5.5倍。不仅如此，2009年还有大约4774到14322名中国人购买了英文论文。只是不知道这一崭新的国际贸易渠道，有没有对平衡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顺差起到作用。

　　在中国，论文似乎一直是可以骄傲示人的珍宝。去年9月28日，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教育部、卫生部联合举行的“国庆60周年成果发布会”上宣布：“中国高校按科技论文数排序，自2004年以来，科研能力一直排在世界第五位。”如果我们可以不去争论科技论文和科研能力之间能否划上等号的问题，那么必须承认“中国高校论文世界第五”的论断还有保留的余地。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各大研究机构发表的科学论文的数量在2006年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按《工程索引》（EI）数据库统计，2007年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为7．82万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19.6％，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可是，这样的冠军又有什么意义呢？仅就论文而言，数量第一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引用频率是评价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引用频率最高的重要论文比率是衡量一个国家论文整体质量的关键因素。2007年美国的重要论文占到全世界的40%，我国的重要论文却是尚不足全世界的6%。路透社的一篇文章甚至认为，中国科研质量远远落后于其数量，尽管韩国产生的研究成果少于中国，但其总体影响力高过中国。

　　考诸现实，“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飞机”的艰辛买卖，无论如何也见证不了我们的海量论文产生出了应有的科研能力。那么，我们的论文繁荣到底因何而存在？大学生要毕业，专业技术人员要晋升职称，科研人员要证明成果，哪一样都少不了论文这个法宝。把论文指标与利益直接挂钩的结果，必然是论文的畸形崇拜和虚假繁荣。从拷贝粘贴于网络，到借鉴抄袭同事同行，再到干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被扭曲的论文见证的只有被糟蹋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水平。去年10月，中科院专家张红石在一个论坛上揭露，有的科研项目拿到几十万元经费后，直接发几篇论文，“空对空”过关，80％的科研经费都被“玩完”了。

　　论文的正面价值已经被疯狂的作假手段抽空，论文崇拜已经到了误国误民的地步。科研人才需要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但是是否只有论文才能作为唯一的见证，这却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将评价体系过分地简单化，以至于将学术水平直接等同于发表论文的级别和篇数，这或许也要“归功”于不学无术的学术行政化。而“川大取消毕业论文”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足以说明毕业论文这样的制度设计已经到了无法被社会忍受的地步。果断地断开论文与评价体系之间简单化的关联，这是拯救真论文拯救真科研的必由路径，同时也是根治论文买卖、学术造假的釜底抽薪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