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德凯

　　自2009年12月24日，广东廉江公安局副局长大摆筵席庆祝乔迁豪宅之喜、上千人排队送红包一事被曝光后，廉江当地实行了“限宴令”。元旦期间，该市干部主动取消预订的婚庆宴席2100多桌，减少花费约168万元。媒体的评价是：“限宴令”取得明显效果(1月5日《广州日报》)。

　　提出“限宴思维”，其意不在宴席本身，而在于指称“反腐败事业”以一种原始、简单眼光来看待如今的“腐败事业”，以一种看似轰轰烈烈却实在是简单粗暴、明知无效也当有效的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限宴令根本就是“逗你玩儿”，没有切入到真正的反腐正题：宴席摆几桌与是否腐败有什么联系？

　　如果将这种“效果”理解为减少了社会消耗、减少了环保压力、“帮助”干部节省了开支等等，那么，“限宴令”确实功莫大焉。如果要将此理解为反腐败的成果，那么，减少花费的“战绩”是显不出反腐败的效果的。谁能告诉我：“限宴令”使干部少收了多少贿赂？减少了多少权钱交易？不用追究“遏制内需”之过，仅从“限宴令”减少个人花费来看，反腐败从中收获的只是笑料，而不是效果。

　　在某些时期与某些个人，宴席确有成为腐败形式之可能，但这仅是一种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自无完全禁绝宴席的可能。而“限宴令”之出台与实施，其实反映了反腐败的难言苦衷：其一，腐败是在暗处，相对应的反腐败，其实也应该在暗处。现在却有了一个如何“造势”的难题，实在是难为了反腐精英；其二，无论是公款吃喝还是私人消费，社会对于官员的行为有天然的敏感；其三，当地的反腐有个深不得、浅不得的泥沼困境，不易找到个切入点。有此三点，宴席作为进可造势、退可讨(公众)好的题材，自然不容错过。

　　但这种思维的弊端显而易见：从反腐败的角度看，这种着眼于表面的措施，看起来轰轰烈烈，其实没有触及腐败半点。宴席的多少，并不影响行贿受贿、权钱交易，行贿者会在宴席上行贿吗？双方会在宴席上达成交易意向吗？宴席可以说是最为阳光的人情往来形式，因为其中若有问题，实在好查——人就在宴席上，不要说庙，连和尚都跑不掉。而从个人的权利来说，限制个体私人的消费行为，则有违法之嫌。官员纵有万般可管束之处，依中华传统宴请也纯属个人问题。相关部门纵然要调查，也只应当调查其中是否涉及腐败，而不在于限制桌数，10桌就不腐败，11桌就腐败，哪有这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