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维空间]

　　肖畅（湖北 媒体从业者）

　　深圳三类民间组织将实行“无主管登记”，这是深圳改革的又一先锋尝试。这三类组织是：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而所谓“无主管登记”，即民间组织无需挂靠一个主管单位，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1月25日《新京报》）

　　这一次，深圳又走在了改革前列。此前，深圳的政府体制改革有不少“前卫”动作，已引起了不少争议。如今，“无主管登记”再次见证改革魄力，同样颇有“前卫”之风。但我更想说的是，这次改革举措合乎现代政治常识，是民间组织的社会角色被扶正的尝试，理当肯定。

　　当然，我肯定的只是这么一个方向，具体如何操作暂且不作讨论。方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后续改革措施所必经的路径。而“无主管登记”的改革方向，正是将部分社会权力还给民间，或者说是将一定的社会事务从国家权力的隐蔽中解除出来——让民间组织朝这个方向走。

　　“社会权力”是“私权公法化”与“公权私法化”的产物，总之是“把本应属于社会自治的功能、社会的权力，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在现实语境中，民间组织登记前往往要寻找一个主管部门，这是因为，民间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社会自治能力还有待政府的引导。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目前的各类民间组织，往往并非社会自治在政府扶持、引导的情况下出现，而多是社会需求反映到了政府意志中，并通过行政权力延展至社会事务予以调节，实为国家权力的社会化衍生。

　　挂靠于某一主管部门的民间组织，其法理身份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性的授权组织，行政权力通过法定的授权程序，将自己想管理而无条件管理的社会事务，交给一个社团，社团对主管部门负责，不逾权限，而行政权力因此完成了合法化的扩展。在社会、经济事务逐渐复杂的年代，政府管理诉求也日益庞杂，但囿于职权所限，只能通过授权、委托的方式，不断分解、派生权力。事实上，双重管理体制下的民间组织，只是扮演了一种行政权力附属物的角色。

　　民间组织要承载社会权力，这个命题的本质实为社会事务的管理需从国家权力中解除出来，由政府的间接管理变成社会的自我管理。我之所以肯定深圳的“无主管登记”改革方向，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我本能的以为，深圳改革此举并不是单纯源于魄力，其背后还有一个趋势。当社会事务复杂程度已超出政府授权所能承载的程度，将社会权力还给民间是一个必然要求。政府不可能全知全能，我们也不可能寄望于所有的社会事务最终都能体现于政府意志中。我们不妨细细思忖“无主管登记”改革对象的三个类别，这三个类别其实共同反映了社会需求最旺盛的几个领域，而且都是政府力有不逮的领域。在抗震救灾中，民间慈善之举所展现的力量，想必已为社会各阶层有目共睹。而如今，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的民间组织，都被罗列在改革的对象之中，也算是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