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清晨，睡意朦胧中，便听到堂屋里传来阵阵的恭贺声，是七八位年长的表兄结伴给父亲拜年来了。我赶紧起床，因为向来不仅喜欢这种亲切、热闹，更喜欢听他们盘点各自在外打工的见闻。

　　然而，今年父亲似乎比晚辈们更“显摆”，聊了没几句便向大家宣布：“我今年运气好，刚刚60周岁，就遇上国家要给农民发养老金了；这一次，村里共有三四百人会拿到这笔钱呢。”很快，表兄们也围绕这个话题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有的询问自己父母是否也能拿到这笔养老金，有的推算起了自己何时也能拿到养老金，还有人则期盼养老金会越涨越多。

　　听到他们对养老金之事津津乐道，我尽管也高兴，但其实不无困惑：这笔养老金只有每月60元！父亲至于这么兴奋吗？

　　其实，作为女儿，我曾“雄心勃勃”地为父亲制订了自助养老计划：我要用自己的工资为父亲提供一份“规范”的养老保障，让他一个无保障的农民也能每月按时收到一笔不薄的养老金，争取向城里老年人看齐。尽管父亲一再拒绝，但我固执地坚持着。如今，我成家了，在丈夫的支持下，父亲每月“养老金”已涨到了1000元。

　　大年三十晚上，我曾问过父亲：怎么会更在乎那60元养老金？父亲回答：“这是国家给农民的养老金，跟子女给的意义绝对不一样。这是真正属于我的养老金。而且，我的子女幸运地念了大学，也孝顺，可是，农村还有那么多无保障的农民，没我这么幸运呢。”他反复告诉我，村里许多人家的子女出外打工都不容易，一般过年能给父母寄100元就不错了；而许多农民也都继续在田里刨食，自己挣点零花钱。

　　我默默回味着父亲的话，也许，国家发的养老金，底气就是不一样吧。

　　但我很快又忍不住插话了：“你们知道吗？上海郊区农民老早就有养老金了，而且每人已经涨到了四五百元呢。”表兄们闻言，纷纷惊叹。可父亲又说了：我看过你写上海农村的一些报道，那里的新农村建设，的确为农民做了很多大好事。可是，上海毕竟是上海啊。以前，只能羡慕；但现在，我们苏北农民也有养老金了，就说明全国农民养老都有希望了。他再次抛出口头禅：“意义不一样了啊！”本报记者黄勇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