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看到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说法，这似乎是中国历来各级官员的重要理想，是好官的标准。但细读史书，有时又觉得做个好官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不论从世界历史来看，还是只从中国历史来看，被当时很多人和后世认同的 “好政府”其实不多。就中国来说，也就是常说的 “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等。就欧洲来说，法国历史上最让法国人有好感的国王也许是亨利四世 （1589-1610），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被几十年内战撕成碎片的法国重新凝聚在一起，大体上做到了既使国力迅速上升，又使百姓普遍受惠。而气势不凡的路易十四时代，虽然是法国在整个欧洲风光无限的时代，但百姓的日子并不见得比其他时代好，因为这个国王好大喜功，人民的税负太重，颇有点像我国汉武帝治下的时代。当然，汉武帝反击匈奴也确实是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但帝王们在自己比较强盛时总要穷兵黩武，往往使百姓民不聊生，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

　　不论从古代的标准看还是从现代的标准看，好政府的标准首先有两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要使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另一个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两点互相依存，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老话 “国富民强”。要实现这两点，一个政府还必须慎重处理好一系列相关问题，因为目标的实现过程肯定会有侧重点的不断转变的过程，所以政府必须权衡国际国内的形势确定自己的优先发展目标。在过去，发展目标有偏重农业或偏重工商业之分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西欧的国王们一般都 “重商”），进入近现代以来，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工业与商业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一二三产业的关系或发展经济与武装力量建设的关系等，都需要有许多人殚精竭虑。

　　上世纪20和30年代，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恐怕首先与所处的国内外形势有关。还有一个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是，给老百姓带来实惠也有一个过程，即如何处理普惠性与孰先孰后的关系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时候从先前的孰先孰后过渡到另一层次的孰先孰后的问题。从历史经验看，要考虑某某问题解决条件是否具备，是提得早了还是提得晚了，先解决什么再解决什么等等问题。

　　国泰民安恐怕是我国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这虽然是统治稳定的基本前提，但许多政府做不到这一点。不是它们认识不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做不到。比如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中的某个集团不愿放弃或稍微放弃一点既得利益，政府缺乏能力或魄力，或国际上的敌人确实太强大等。读史时最让人扼腕的是某些王朝的末年，国王或皇帝虽然有心做点什么，但其实他已无法做点什么，因为整个国家的基础都烂掉了，读黄仁宇的 《万历十五年》就让人有这种感觉。

　　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的国王路易十六也可说是这样一个国王，米涅称他为 “善良的但是软弱的国王”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国家陷入了危机，也想做点什么，但他不知道修修补补的措施对他的国家已经无济于事，最可怕的是利益集团已经变得冥顽不灵。按米涅的描述，国王的高压政策 “没有奏效，改革也同样无法实施”。他在节约开支方面要依靠宫廷，在税收方面要依靠高等法院的批准，在发行公债方面要依靠资本家，但全部都落空了，只好求救于教士和贵族这两个特权阶层，但也“遭到拒绝”。 一些史学家认为贵族把国王抛弃了，其实贵族们抛弃的不是国王而是他们自己的统治责任。他们不仅拒绝国王的要求，还发出声明，号召所有特权阶层起来反叛，史称“贵族革命”。这里深刻地表现出，一个好政府的标准，归根结底是看它有没有能力在实现国富民强的同时，让普通百姓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

　　由此又可得出一个结论，历史上的改革不一定非得设定什么很全面的计划，而是抓住一个改革目标，然后坚持不懈地贯彻这个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即真正既能让普通百姓得到好处，又能实现强国的目的，那么这里所涉及的改革就是一种全面的改革，虽然开始设计改革目标时并不一定制订全面改革的计划。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国富民强与政府使命

　　文/王加丰

　　责任编辑 高 渊

　　执行编辑杨 波 支玲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