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渡江记》，对上海长江隧桥工程建设作了全景式的记录和解读；在国内，它首次以技术和人文的双重视角，把一项重大工程的“起承转合”悉数收入镜头。《渡江记》中，重达3250吨的“世界最大盾构”等等工程机械的“生猛”，让人过目难忘，把它们一一展示，并且将“生猛”说得温暖而柔软的，是“80后”的纪录片女编导刘丽婷。整整一年，她和伙伴们一道在施工现场录像录音，然后猫在机房做后期。之前，她还拍过追述怀想李叔同、任鸿隽、赵元任、周任等大师的纪录片。

　　“毕业后，来到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在《档案》栏目做起了历史题材。”就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专业的刘丽婷，职业选择是和新闻有血缘关系的纪录片。尽管当初老师曾一再告诉她和同学们，“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但新闻追求速度和新鲜，而做历史题材纪录片，需要沉静的心态和披沙见金的坚持。“我是个慢性子的人，或许这是优势。”刘丽婷说自己的工作状态基本上是“慢羊羊”型的，喜欢一个人行走于老街旧屋之间，喜欢一个人看书。而做纪录片的确需要一种“慢”，有时候是对选题和拍摄对象的耐心，有时候是钻“故纸堆”的忍耐。

　　关于耐心、忍耐和坚持，在《渡江记》编导手记上，有一段类似小说的对话可作注释。对话双方是纪实频道的领导和刘丽婷。“这个片子，我们希望由你来做。”“隧道、大桥这些东西我搞不懂的。”“有一年多呢，弄弄就懂了。”“我从小理科就很差。”“那好啊，你感兴趣的一定也是普通观众感兴趣的。而且经过你的理解，说出来的东西观众一定懂。”刘丽婷在大学时代积攒起的关于纪录片的理想是唯美的，那山那人、那树那花，她没想到纪录片的镜头里，还会有桥梁隧道，有水泥钢筋，有盾构和翻斗车。但这是现实，是纪录片不能躲避的记录现实的责任与使命。

　　在接下《渡江记》任务后的整整一年里，刘丽婷的白天几乎全部在工地、图书馆之间穿梭。习惯晚睡，她每天夜里11点之后开始构思文案，设计采访拍摄的路线。“第一次下到隧道工地，42℃的高温、90%的湿度，就像猛一下被推进了桑拿房，气都喘不上来。巨大的盾构轰轰隆隆在掘进……我一片茫然：什么才是观众想看的，我又该说什么？”理科不好的小女生，脑子空白得很彻底。刘丽婷开始扎进对她来说基本是天书的工程和机械资料。看了几个月有关隧桥工程的报告、论文，还有相关的专著、期刊，刘丽婷逐渐搞清楚了专家们常说的那些生涩的专业名词。一年之后，面对500小时的拍摄素材，如何选出1%剪辑成最后作品，成了又一道难题。不过，此时的她已经心中有数，因为过去一年她弄懂的除了工程专业知识，还有施工期间遇到的种种难处——建设者怎么应对，普通人又会怎样反应，其中的区别，就是故事。经过18个月筹备和拍摄、3个月的机房剪辑，《渡江记》终于初见雏形。

　　相比工程类纪录片的尝试，做了六七年的人文历史片，是刘丽婷驾轻就熟的题材。2004年的《诗僧弘一》、2007年的《我们在场——中国纪录片30年》，先后获全国奖项。不过，在聚光灯下享受掌声，并不是她的理想状态，“我更喜欢一个人在城市里到处走走，看看那些老房子，或者‘宅’在茶室里看书”。

　　刘丽婷说起她一个人制作的8集纪录片《火种——中国科学社》，会兴奋不已。在一年半里，她查阅了大量关于胡适、任鸿隽、赵元任、周任等人的传记、书信往来和档案材料。这些早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创立了《科学》画报和中国科学社；依靠国内外资助和社员股份，他们出版科学著作、创办图书馆、设立科研机构、创建科技型企业。1949年后至1960年代，这些产业陆续捐赠给了国家。刘丽婷忽然有了感觉，只身跑去他们的旧居故居，触摸曾经留下大师身影的院墙照壁，“那种感觉让人兴奋，虽然是一个人的孤独劳动，却听见了回响”。

　　纪实频道的一位制作人讲：纪录片编导，没法跟他们说市场说营销，“纪录片的性价比是电视片中最差的之一”。刘丽婷就说，“人家把稿费揣在兜里，我把我做的片子揣在兜里”。她总在第一时间从家人那里听到对她作品的评价，种种的回应和鼓励支撑着刘丽婷的梦想：“做纪录片是比较个体的工作，是一种几乎可以凭一己之力完成、而且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传递。”

　　本报记者王磊

　　问答刘丽婷

　　问：过去那些年最高兴的是什么？

　　答：因为兴趣选择了做纪录片，经过这些年发现没选错。

　　问：未来最想做的是什么？

　　答：一部不是命题作文的片子；每年两次旅行，每周读一本书。

　　问：不上班的时候干什么？

　　答：不上班的时候“宅”，睡觉，看书，上网，说话。

　　问：最享受的事情是什么？

　　答：旅行，太阳下行走，下雨天睡觉看书。

　　问：工作上最想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答：以压力为代价获得更多机会（指做片子，而绝非升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