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人对事有自己的标准，在这方面他很执著，也很书生气，不在乎社会上流行的说法。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他翻译斯坦倍克的小说《红马驹》，连他自己也承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翻译这本“田园诗一样的书”有点不合时宜。但他在《译后记》中说：“莺飞鱼跃、花谢水流何一不是神妙的呢？”虽然作品写的“似乎与我们目前的心情不大调和。但是，在我看过校样以后，我对这部书的爱心并未减少”。它“唤起我童年的农村生活的梦境，使我觉得温暖，觉得怅惘，觉得低徊不已”。父亲不赞同那种狭隘的文艺功能论，他说：“推广开来说，我们现在提倡人民的文艺，断乎不是从高处喊几声就算完事，也不是说，混到大众中生活一下，便可以创作。一种虚怀体验的态度应当是最重要的。《红马驹》中的写作对象是一些小人物以至狗和马的喜怒哀乐，没有英雄豪杰，没有惊心动目的大场面，平凡是平凡极了，但看他娓娓写来，何等令人神往！这里不仅看出高妙的艺术手腕，也看出平心静气地体验工夫。后一点是我们民主世纪的作家们格外应当学习的”。

　　我曾向沈虎雏先生、沈龙朱先生，还有美国研究沈叔叔的金介甫先生请教，为什么沈叔叔回忆往事的时候，都提到我的父亲？沈家兄弟是非常诚恳、谦和的人，他们对我说：“我父亲生前说，他得到过你父亲的帮助。”金介甫先生也用汉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金先生曾在《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一书中写道：“沈（从文）在燕京大学也有十几位朋友，他们在一九二七年武汉和广东公社中都是革命的组织者，在两次革命中大多数人献出了生命。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沈还同董秋斯、张采真谈过武汉、广州的起义，两位中只剩下董秋斯活到了一九四九年后。（而且也只有他，在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式建成以后，没有否认他同沈从文的关系。）”沈叔叔解放后转向文物研究工作，父亲则埋头继续完成《战争与和平》的翻译，他们都习惯于默默地做事。我想，父亲和沈叔叔固然是看重情义的人，但他们彼此的相知与相投，大概是这“帮助”中最重要的内容。

　　“文革”前，家里常来一些父亲的朋友，父亲与他们的友谊比我的年龄不知大几倍。沈叔叔是其中之一。但那时候的我，满脑袋不着边际的幻想，每天忙上学，忙写作业，忙听评书，忙找同学玩，并不注意他们聊什么。如今，这些老人都已作古，再想听他们聊天，也不可能了。据母亲和哥哥回忆，沈叔叔最后一次和父亲见面是在1969年秋天，当时我已经去黑龙江农村插队。那次沈叔叔来我家，对父亲和母亲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们了。”因为单位通知他马上动身去干校，沈叔叔当时身体状况不好，他认定去了，就回不来了。父亲那年七十岁，身体很不好，也接到准备去干校的通知。父亲和沈叔叔像往常一样，聊了一会儿过去的人和事。沈叔叔起身告辞，我哥哥刚好从外面进来，沈叔叔对他说了一句：“公子回来啦。”就出门去了。父亲依旧坐着，没动。我哥哥那年十八岁，听了沈叔叔的话，觉得挺好笑，当时“破四旧”成风，哪有“公子”这样的称谓呢？哥哥问父亲：“他怎么这么说话？”父亲顿了一下，说：“他是故意的。”听哥哥说起这件事，我想，沈叔叔“故意”说的那句话，也许是为了冲淡老友诀别那一刻的伤心。还想起那一年我去黑龙江，向父亲说"再见"的时候，父亲也是坐着，没动。但我看见他的眼睛有一丝泪光闪过。

　　沈叔叔的话应验了一半。那天真的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面，稍有不同的是，沈叔叔从干校活着回来了，但我的父亲却在他们分手那年的12月31日黎明前，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天各一方，母亲从干校回来，因患直肠癌，动了手术，还得支撑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当时沈叔叔就住在我家附近的小羊宜宾胡同，经常来看望母亲。母亲对我说，沈叔叔总是乐呵呵的，说一些新鲜的见闻；其实他活得不容易。父亲的去世，给母亲精神上巨大打击，沈叔叔乐观的人生态度，一定给她许多生活下去的勇气。

　　多少年来，我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梦，梦见小时候我帮父亲拎着拐棍，去东郊的日坛公园散步。父亲牵着我，并不拄那根棍，他说我就是他的“小拐棍”；我让父亲看我学孙悟空耍金箍棒，把手里的拐棍舞得呼呼作响，父亲大声吆喝我“当心，别打到人”……

　　我信有灵魂存在。因为童年的梦境已成为我实在生活的一部分。在那个灵魂的世界，我看见父亲和沈叔叔面对面坐着，谈笑风声，他们那么健谈，谈得那么投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在他们眼前徐徐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