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汶鑫

　　2010年，是我离开家乡的第十个年头。

　　82岁的奶奶记性不好，常常为“今天是几号”纠结半天，却早早地在日历上标注了我们的归期；父亲到机场迎接我们，母亲照例准备好各种吃品等待。早已成人，在家的待遇依然是被宠的小孩。

　　大年里，泉州阴雨连绵，走亲访友却是雷打不动的主题。去看从小带我长大的外婆。同样82岁的她已卧床不起，记忆几乎完全丧失。片刻清醒时，母亲对她说：“这是阿鑫，记得吗？旁边这个是她的‘牵手’（闽南语对“爱人”的称呼），他们来看你啦。”外婆咧开无牙的嘴，露出笑容，虚弱的声音对我们说的还是她最“操心”的事：“吃了吗？快去吃，吃个饱。”每年回家看外婆，但儿时记忆中那个一手捧碗、一手拿勺，追着我和哥哥满地跑喂饭，嗓门脆脆的外婆，却离我越来越远。

　　我、先生和父亲母亲一起去众位亲戚家拜年。母亲说，婚后第一年，这更是必须的。在我看来，这像是比结婚典礼更古老的仪式。亲戚多半会对父亲母亲称赞，“哎呀，看看你们的女儿女婿多优秀，能在大城市工作扎根。”带着点开心，父亲会调侃，“就生了这么一个女儿，过年才回来几天，明年还要去女婿家过年。平时冷清啊，家里现在平均年龄将近70岁，都是老人家啦。”母亲会说，“在大城市对孩子的发展好，不过不在身边，有什么事也不能及时照应。” 我和先生总会拍胸脯，“以后肯定接你们到身边啊”。父母却说，“到大城市也不习惯。”

　　母亲还留着那个作为奖励、写着“只生一个光荣”的红色热水瓶，如今却羡慕出生在云南农村的先生家，“不管怎么说，你还有个妹妹，你来这过年，妹妹可以陪你爸妈，不至于太孤单。”

　　上海到泉州，90分钟的航程，很短。但这一头，是父母；那一头，则是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烙在心间，有隐隐的痛，却只能用一句“游必有方”去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