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前不久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此前，中央纪委对王华元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王华元违反规定，收受巨额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属收受巨额钱款；多次到境外赌博；生活腐化。

　　近期“落马”的官员中，大都像王华元一样，均有一项“生活腐化”的指控，这被视为领导干部的生活细节已被纳入整个反腐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官员“私生活”已经再次被中央纳入整个反腐体系。而事实上，在近年“落马”的一系列官员中，被指控“生活腐化”的不在少数——

　　2006年6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2009年1月21日，刘志华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我国新时期反腐败第一个因生活腐化获罪的高官。

　　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调查发现，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

　　2007年6月23日，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重庆市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报告会上也透露：“去年全国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中，有7人移交司法机关，其中6人有生活作风问题。”

　　“就官员的实际收入来看，如果他们一旦生活腐化，想要支付巨大的个人开销，那就只有寻找权力出租，由此也诱发了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指出，“可以说，目前绝大部分贪官的产生，生活腐化是重要的催化剂。”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公务员处分条例，也在多方面涉及到公务员的“私生活”——包养情人的，给予从警告至撤职或开除处分。此后一段时间，不少地方也相继出台相关条例，目标也纷纷瞄准了官员的“私生活”。但遗憾的是，这些措施没达到抑制官员“私生活”腐败蔓延的预期效果。

　　阳光是“防腐剂”

　　“要抑制官员生活腐化，不仅要靠体制内的监控，还要借助民间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直言，“要对地方“一把手”权力过大现象进行研究、改进，使其公权力得以有效制衡。同时，要通过立法等途径，完善举报、检查、处罚等机制，使官员的“私生活”置于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的全程监控之下，一旦发现问题要严厉问责。”

　　“目前官员申报的个人情况，仅由其上级机关内部掌握，这大大削弱了监督的力度”，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表示，“对官员申报的个人情况，还应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腐败官员需要利用隐私作为盾牌来保护自己，而打击腐败需要破除隐私这一虚假的保护伞。官员作为公权人物，也并非所有私人信息要公开，但至少该将个人隐私中涉及官员形象和“质量”的事情予以公开和监督，比如个人婚姻、财产状况、配偶和子女就业情况、主要社会关系，等等，纳入组织和群众监督的视野，以约束官员廉洁自律。而个人爱好、饮食习惯、家庭琐事、生活规律等隐私，则应加以保护。

　　“可以改革对官员的评价机制，使官员‘私生活’监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李成言建议，“发动全体群众参与监督，发动舆论力量参与监督，使普通群众、服务对象对官员拥有监督权、评价权，且评价意见影响到官员政绩考核。只有这样，有些官员在“私生活”上的放纵才会有所顾忌。”

　　在采访中，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应加快“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进程。因为，这是反腐倡廉预警制度的核心。另外，对官员的教育、官员的自我教育，也应作出制度化安排，强化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