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书事

　　□王国华

　　在一些小圈子的聚会中，听到很多人对聂绀弩推崇有加，尤其他的古体诗（其实是不完全遵守平仄的律诗），堪称一绝。而2009年出版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更成为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此前，我也读过聂绀弩的一些作品，诗歌、小说、杂文都有。他的小说写得真好，诗歌也不错。

　　他在下放北大荒时，写的《北大荒歌》，开头几句就让人内心一颤：“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苇草青，苇草黄，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作食粮。何物空中飞？蚊虫苍蝇、蠛蠓牛虻；何物水中爬？四脚蛇、哈士蟆、肉蚂蝗。山中霸主熊和虎，原上英雄豺和狼。烂草污泥真乐土，毒虫猛兽美家乡。”简直就是生动的素描画！可是到了中间，变成了这样的句子：“共产党，日东方。经万战，获全胜，人民把家当。向龙王要水，向地藏要矿，向土地要粮。工农业，同时举，吐光芒。旧中国，原地上，建立社会主义新家邦，开辟北大荒，优秀儿女齐响应，懦夫懒汉尽惊慌。苇草蛇虫须迁让，寒风积雪莫再狂。千年往史无此日，万里长征再荣光。”“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步安祥。田间青年皆俊秀，陌上少女美红妆。好诗人人诵，鲜花处处香。何处是草，何处是塘，何处是北大荒？”此诗作于1959年，正是大跃进最疯狂的时候。我不敢说后面这些句子不是真诚的，但不管真诚与否，如果作品中充斥着口号式的东西，难免不削弱其艺术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们都不好意思把自己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拿出来，因为他们知道，那根本算不上作品，只是一些组合起来的字而已。即使有些胆大的作家为了保留一份真实历史而不惜展示出旧作，也的的确确惨不忍睹。而聂绀弩的作品在市场上冷冷清清，是否或多或少与此有些关系？

　　在中国，一个作家，不说糊涂话（起码少说糊涂话），是其作品能否流传的重要因素之一。与聂同时代的汪曾祺和孙犁，作品长销（不是畅销），除了文字优美，艺术性强以外，绝对和他们的作品中鲜有糊涂话有关。

　　什么是糊涂话？我看，至少包括两点。一是紧跟时局。中国有善搞运动和善喊口号的传统，年年刮风，月月新词。若以之为时尚，甚至严丝合缝地附和，随着更新的运动、更新的词汇出现，作品也就随着旧的运动与词汇一起消失了。作家若做不到视而不见，刻意疏离也是个选择。汪曾祺的小说《羊舍一夕》本是褒奖大跃进的，你非但看不到大跃进三个字，而且环境的铺排，人物的心理，完全符合正常人的思维。即使今天读来，那还是一篇优美的小说。二是看重自己的官方身份。有些作家，负累于官方身份，说了符合自己身份，却违背常识的话。其实他们一点都不糊涂，明白什么是常识，但为了什么什么，就昧着良心说话。有些退休老干部，在台上时胡话连篇，退休后反而恢复了理智，就是鲜明的例子。

　　紧跟时局和以官方身份发言，最大问题在于立场偏狭，忽略普遍的人性。文学就是人学，忽略人性，文学何在？一些人文笔好，但总传达自相矛盾的价值观，文字早晚被淘汰甚至被当成笑柄；一些人文笔并不好，却因为思维清晰，自我节制，没有人云亦云，而让文字流传了下来。我不赞同“价值观至上”，如果写作时总是先定好调子，其实又是矫枉过正了，跟当年的“政治挂帅”没什么两样。我只是强调“不说糊涂话”。这是最起码的原则。

　　我们或许看不清未来，但应能清醒地打量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