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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救援能力在世界享有盛誉,救援速度之快、力量之大,军事运输功不可没。而其中,98抗洪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创下了诸多建国以来“铁路军事运输之最”。
1998年夏季,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相继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数十万大军奔赴抗洪前线,铁路军事运输面临着任务量巨大、时限特别紧急的严峻考验,堪称史无前例。57天如何完成26万部队和近230000台装备、35000吨救灾物资的南北调运?总后勤部军交运输部部长赵占平为我们揭开谜底。
根据灾情未雨绸缪
1998年夏天,百年不遇的持续暴雨,使许多大江大河不堪重负,在全流域形成了组合型洪水。作为军交战线的一名老兵,总后军交部第一运输局时任局长赵占平敏锐察觉到,抗洪抢险的形势可能会进一步发展。于是针对汛情的复杂和铁路沿线水害增多的情况,早在当年6月18日,第一运输局就及时下发了《关于加强汛期运输调度值班工作的通知》,对铁路沿线军交部门做了部署,要求加强调度值班工作,随时做好铁路沿线水害抢险的准备工作。
1个月后,结果真在意料之中:暴雨一天接着一天,洪峰一次高过一次,长江大堤可谓千疮百孔。此时调兵抗洪的可能性在逐渐加大,第一运输局全局干部开会研究,对部队的输送保障工作提前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并修订、完善了各种输送保障方案,做到多种预案、多手准备。同时加强与铁路部门联系,做到互通情报、密切协调,并加强运输和战备值班,保证在岗在位、随叫随到。
7月底,长江中下游水位全线上涨,很多地方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上千里江堤险象环生。7月28日,参加抗洪抢险部队铁路输送的第一个军列,凌晨3时25分自上海局三界车站发出,当日中午抵达安庆车站,把南京军区某坦克师的600余人送达长江抗洪抢险一线,铁路输送抗洪部队拉开了大幕。
地方客运让步军运
进入8月,继武汉告急、九江告急等一系列长江干堤出现险情后的8月3日,广州军区后勤部军交运输部报告:军区作战部通知某师,4日可能要发出9列赴湖北参加抗洪抢险,装载站为桂林南、桂林北,到达车站为武汉分局流芳、江岸西。而看到这个报告后,赵占平首先想到的就是备车问题,在车辆紧张的情况下,铁道部给予了大力支持,要求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紧急组织2列空平板车排送给柳州铁路局。燃眉之急解除之后,他又根据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军事运输需要,又向铁道部提出了备车要求。铁道部再次下令广铁公司、柳州铁路局备用近千辆车辆,以保证部队紧急输送的需要。8月5日19时15分,满载抗洪官兵的列车相继出发,时间比一级战备还提前了3个多小时。
而此时,针对严峻的抗洪形势,广州军区又要求缩短运行时间,提前9小时到达抗洪前线。这就要求抗洪专列必须于6日15时左右从蒲圻口进入武汉分局管内,并在18时前到达江岸西站。蒲圻口是湖北、湖南两省的交接点,正常情况下,一列火车从蒲圻口进入武汉铁路分局管段,按规定要换机车,过长江大桥前还要在编组站进行技术检查,另外,军列等级高于货车,但低于客车,要让客车。经过这些程序再加上列车实际运行时间,一般需要4个半小时,而广州军区却要求3个小时到达。在时任驻武铁军代处主任李喜发的努力下,客车让军列的计划虽得到了武汉分局的支持,但当时铁道部对抗洪部队的运输任务还没有明确,破例提高军列运行等级,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武汉分局上级单位郑州铁路局否决了其意见。
一方面是广州军区要求军列必须一路绿灯到达武汉,赶在第四次洪峰之前,把抗洪部队送上大堤;另一方面是上级的决定,武汉铁路分局的领导一时处于两难的境地。而赵占平当时的考虑则是“紧急关头,时间就是生命”,于是便直接与武汉铁路分局协商。
“赵局长,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也想让部队尽快上去。但是,能这么办吗?这样办的话,领导怪罪下来,我吃不了兜着走啊!”赵占平至今仍清晰记得局长邵立平的话。“你只管去办。我马上去找铁道部,有什么事我替你兜着!现在是危急关头,保乌纱和保命,你说哪一个更重要?”赵占平一番说服也终于使得邵立平下了决心:打破常规,提高军列运行速度和等级;增加技检人员,压缩编组站技检时间;不换机车,只换司机;增加卸载人员,加快卸载速度。
调度员们一边盯着列车运行图,一边正确指挥调度沿线各站列车及时避让,让满载抗洪官兵的军列一路绿灯,风驰电掣般赶往武汉。这样,抗洪专列于8月6日15时03分从蒲圻口接入武汉分局,17时35分便到达了江岸西站,实际用了2小时32分,比广州军区要求的18时到达提前了28分钟。抗洪官兵及时抢上长江大堤,为迎战第四次洪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8月7日,中央召开了抗洪抢险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长江防汛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总动员。整个军交运输系统也立即紧急部署,赵占平所在的第一运输局也加强运输调度组织指挥,实施强有力的军交运输保障。
当日下午,赵占平又专程到铁道部,商议部队抗洪抢险运输保障问题,特别提出必须提高军列速度的意见。17时25分,铁道部下达调度命令,要求对抗洪抢险军列重点掌握,快速放行。包括返空军列,必要情况下也可优先于旅客列车。当晚,郑州铁路局冯凌云局长、任喜贵书记便乘火车赶赴武汉,参加铁路组织工作。8月10日,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则亲临武汉,与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及三级军交部门的领导现场办公,共同研究解决军列运输中的疑难问题。此后,抗洪军列的等级超过了旅客列车,也得到铁路部门的全力配合,速度和效率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同时赵占平所在部门又采取特别措施,按照国家防总和军区的要求,尽一切可能,协调铁道部火速调集空车,逐批以调度命令布置军列抢行,充分发挥了铁路军运调度指挥中枢的功能。
所有军运统一调度
为保障抗洪部队和物资及时到位,赵占平所在的总后军交部第一运输局同时拟订和明确了以特事特办、急事快办为主导的一系列特殊保障措施,其中包括“在车辆不足的情况下,停开部分管内旅客列车,使用旅客列车抢运抗洪部队”。
而到了8月中旬,嫩江、松花江水位持续上涨,沈阳军区陆续命令部队参加抗洪抢险。至此,南北5个军区的部队一起出动,全国各地的军队仓库同时发运装备物资,前运展开的范围之广,涉及的单位、部门之多,史无前例。此情况下,如果还按常规方式,不掌握各军区军交运输部审批安排的铁路军运计划及实施情况,很容易造成疏忽错漏,耽误宝贵的时间。为此,第一运输局又及时调整了抗洪抢险铁路前运工作进程的掌管方法,在继续掌握总部审批安排的运输的同时,增加掌握军区审批安排的抗洪抢险运输,要求军区上报其审批的计划及运输实施的情况,所有抗洪抢险前运计划都由赵占平所在部门通知铁道部下达调度命令。由于坚持实行铁路前运计划统一部署,保证了快速、安全、有序,做到了无一人伤亡、无一台设备碰损、无一批运输错漏、无一个环节耽误。
赵占平事后总结时提到,正是十余项特殊措施切实可行、行之有效,才确保了抗洪部队和物资及时、迅速、安全地输送到抗洪第一线。
抗洪官兵舒适回撤
几十万解放军战士与洪水进行一个多月的抗争后,从8月30日开始,抗洪部队遵照军委指示,分期分批开始回撤。赵占平则受命负责回撤准备工作;9月7日,总后首长又亲自点名他现场协调回撤。
火速赶往广州的赵占平考虑到抗洪部队官兵都极度疲劳,特别提出“要千方百计为部队着想,想方设法提高服务质量”。为了让官兵乘行舒适,他提出尽量使用客车的想法,并主动协调铁路部门,在客车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增加客车供部队回撤使用。同时安排运行时刻,尽量压缩军列运行时间,以减轻部队旅途疲劳。
赵占平又与部队和铁路部门共同组成装载领导小组,加强现场指挥力度,确保安全正点发运、及时顺利卸载;各装载站都组织了装载保障分队,负责部队装备车辆的加固捆绑工作,既减轻部队的劳动强度,又保证安全;各沿线军供部主动提高供应标准,保证官兵吃饱吃好,提供优质服务……而在实施过程中,尽管部队的协调难度比较大,比如9月9日,回撤输送计划确定以后,武汉地区58列的计划,从先后顺序到车种调整,12个小时内,大小变动4次,但赵占平始终坚持“一切以部队满意”为标准,努力做好协调工作。
9月22日,抗洪部队回撤铁路运输顺利结束,整个抗洪抢险部队运输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抗洪运输的有序运行和忙而不乱,也创下了诸多建国以来“铁路军事运输之最”:在计划安排和装载方面,从接到输送命令至军列发出,最快的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平均仅用2个多小时;当天安排计划当天装载发运的军列最多时1天就完成52列;浙赣线22小时连续装载发运12个军列;贵港地区连续装载发运17列,平均38分钟1列。在运行组织方面,军列前运平均旅行时速从平时的26公里提高到44.9公里,比平时提高1.72倍,最快的达到64公里,是平时的2.46倍;京广线军列单向行车密度高峰时达到20列。在卸载组织方面,集中到达武汉地区的最短间隔时间只有10分钟,到达南昌地区的平均卸载时间仅30分钟,装载、运行和卸载的密度之高,也为建国以来所罕见。
整理:本报记者 葛倩
资料来源《强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