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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戈 图/文

　　（上接昨日b4版）

　　随机应变 化敌为友

　　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

　　在金边和西贡从事情报搜集的，除了我党派出的谍报人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台湾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车生意的萧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常先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是中共派来的特务！”

　　听了这话，我吓了一跳，但表面上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你大概是看特务小说看多了，你怎么会把我和中共特务扯到一起呢？”

　　萧先生笑着说：“依我看，你当然不像什么特务，倒像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很有点风流倜傥呢。上次‘巴黎’西药房的女老板说起你，还说是没见过像你这样潇洒的汽车销售经纪人，要我介绍你和她认识呢！可是，我虽然说你不像中共特务，但周先生一口咬定，说你是中共派来的。他不但告诉我一个人，而且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边华侨，他的父亲也是金边很有名气的中医。周球曾和我同在金边的学校读书。抗战期间，周球返回国内，参加过国民党在江西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出征缅甸，接受过抗日战火的洗礼，在部队中一度官拜少校。

　　小时候，我对周球很是崇拜，但抗战胜利之后，我和周球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开始分道扬镳。1949年之后，周球去了台湾，娶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儿，我则于1950年返回国内，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1960年我刚刚返回金边时，就有朋友告诉我：“你要小心周球，听说他现在是国民党某机关派到金边来的，知道你要返回金边，他对你很有看法呢！”现在，周球终于公开了他对我的“看法”！

　　萧先生的这番议论，让我对自己的“表现”和“处境”更加警觉起来。既然我们同在金边工作，那么，周球对我的“看法”，就是隐藏在我身上的癌细胞，就可能随时发展成为致命的绝症。我必须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

　　周球喜欢阅读武侠小说，我们从武侠小说，说到了儿时在一起玩耍的情况，越聊越热乎。

　　周球又主动打听我们的校友刘标———我的这位同学，也很倒霉，回国之后，多次被怀疑为“特务”。更加倒霉的是，每次来了运动，他都会主动承认所有的莫须有罪名，结果搞到最后，他似乎变成了全世界各个“敌对国家”的特务了。

　　我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讲述了这些满怀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学的悲惨下场，惟独没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边的理由。不过，透过我在讲述时的语气和表情，周球大概已经推论出：这家伙在国内，肯定也是四处碰壁，所以才不得已跑了出来。

　　经过两次谈话，当然不能打消周球对我的怀疑。

　　为了做好防范，我首先在家养了一条机警的德国猎狗，只要有人靠近我的大门，这条猎狗不会狂吠，却总是立即跑到大门旁边，等待“访客”进来。与此同时，我也在耐心等待机会，准备和周球一起做一单生意。

　　我从侧面打听到，周球领取的台湾津贴，数额不少，但是，他的太太、儿女搬到金边之后，他的生活支出，已经渐渐不够宽裕了。

　　恰在此时，有人卖给我一批法国进口的瓷砖，价格十分低廉。我全数吃进这批瓷砖后，立即找到周球，请他设法找人，转手把这批货物高价卖出去。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他四处寻找买家，果然把这批瓷砖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赚了一大笔。

　　我把利润的大部分给了周球，同时在金边的朋友圈子里，到处赞扬说周球的门路广，这笔生意，多亏了他卖得价钱高，所以才能赚大钱。这些背后赞扬他的话，自然传进他的耳朵，周球听了，怎么能够不感谢我呢！

　　经过两三年的交往，周球对我的怀疑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下令搜捕国民党在柬埔寨的特工，并不从事暗杀行动的国民党高级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烦。

　　一天晚上，周球忽然敲开了我家房门。原来，柬埔寨的军警已经开始上门找他的麻烦了，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决定离开，但家中除了妻子，还有一儿三女，倘若一并撤离，势必很难脱身，因此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可是他走了之后，又害怕柬埔寨的军警到他家里搜查，趁机抢夺财物，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和美钞现金，全部委托我来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儿女缺钱了，再到我家分批领取。

　　我当即决定：帮助这位国民党特工保管财物，同时决定“好人做到底”，顺手给他写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边境时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帮忙。

　　后来返回国内，我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如实向组织汇报了。上级两次肯定了我的做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从那件事之后，周球在西贡、金边的许多国民党朋友，也都慢慢成了我的“朋友”。

　　组织要求 设立电台

　　我和妻子学习无线电

　　长话短说，我在金边、西贡、越柬边界上的工作，一切正常。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积累的资金越来越多，组织上交待的所有任务，我都能按时完成。

　　1966年，我和子辛再次经香港返回国内，汇报工作并分析南越战争的未来走势。没想到，组织上突然通知我们：根据我们夫妻工作表现，决定交给我们一项全新的任务：由我们担任电台的报务员，并在南越筹备建立我党的秘密电台。

　　读者肯定清楚：身在敌占区的谍报人员，即使偶然暴露身份或者被发现，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都可以坚决不认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随身携带了无线电台，那么一旦被人发现，你的身份也就立即被确认了。因此我知道，携带电台出境，无疑是一件万分危险的新任务。

　　为了学习无线电台的操作，我和子辛在北京开始了新的学习。上级派来了两位工程师，耐心地向我们传授无线电收发报和密电码翻译。

　　在敌占区工作，电视机、收音机坏了，可以拿到专门的修理部去修理，但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无线电如果坏了，如果发生故障，那就必须自己动手修理，因此，我们的学习是紧张和无所不包的。电台必须拆开来重新组装，每一个零件的备用件是什么，用什么零件可以替代更换，判断乃至寻找机器的故障在哪里等等，统统都要学。

　　三个多月之后，我和妻子结束了紧张的学习，返回羊城。我的女儿小春梅看到爸爸妈妈同时回来了，非常兴奋，那时候，孩子们最喜欢唱的歌之中有《红梅赞》。我和女儿谈起了这首歌，我问女儿：“你懂不懂这首歌的含义呢？”孩子居然告诉我：“我懂，幼儿园的阿姨说了，你们的爸爸妈妈虽然都是‘外面的’，但他们都是天下最勇敢的人，和《红梅赞》里的江姐是一样的！”

　　原来，孩子是在机关的幼儿园里生活，阿姨们居然透露了这样重要的“情报”。好在阿姨又嘱咐了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外工作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

　　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充满危机也充满着自豪感的岗位之上。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鲜花，没有名禄，也没有丰厚回报的危险岗位。失败，等于死亡；凯旋，也不会有人为你举行欢迎仪式。你注定默默贡献，而且无论你的贡献有多大，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课本中也不会记载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绩。即使你的一生已经结束，也只有极少数和你直接联系的上级领导，才知道你为党、为祖国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即便如此，随着时间流逝，你的一切贡献都会在材料归档之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是的，当你投身于隐蔽战线的时候，你一生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你将终生默默无闻！

　　重返金边，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无线电台收藏好。第一，电台的收藏，必须绝对安全；第二，电台的取出（工作），必须十分方便。第三，万一发生重大变故，还必须能够迅速销毁电台。为此，我请朋友帮我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狗笼，里面有一个暗格，可以存放小巧的无线电收发报机。

　　与此同时，只要我开始收发电报，就会在电台旁边放上一桶汽油，并在身边不远处，准备好一个打火机。一旦情况突变，我必须和这部电台同生同死。

　　不论在金边还是在西贡，不论是雨季还是旱季，印度支那的天气都是闷热的，气温常常会达到30多摄氏度。需要发报的时候，我就让妻子把我反锁在房间内，在密不透风的房间内，汗流浃背地开始工作……

　　南越有战火 金边又政变

　　我的工作环境愈加复杂

　　从1968、1969年开始，美军在南越的军事局面越来越糟糕。越共游击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下，越来越强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人策划了“金边政变”。

　　1970年1月7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毫无戒备地带着自己的亲信，前往法国看病休养，3月份，柬埔寨的军人朗诺，发动了亲美军事政变。3月18日，朗诺的军队占领了议会，宣布“罢黜西哈努克亲王”。3月29日，红色高棉的乔森潘等人，宣布拥护西哈努克，反对朗诺。整个柬埔寨，顿时陷入内战。

　　美国人支持的朗诺政权，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又宣布驱赶居住在柬埔寨境内的50万越南侨民，同时，为了追捕越共游击队，朗诺的军队还跨越边境，侵占了南越境内的几座小城镇。此时的南越政权，是靠美国人“输血的”阮文绍政权，可是，阮却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开始反击同样亲美的朗诺。

　　在这纷乱的局势下，我的一位商界朋友对局势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提出：转让他的运输汽车队。而这时的我，根据组织指示，早已开始经营汽车运输，并已拥有了十多辆卡车。看到机会不错，我决定代管朋友的那支车队，以便壮大自己的运输能力。

　　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事汽车运输当然是十分冒险的事，不过，战争的爆发也给汽车运输业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因为运输价格可以涨得很高———而且，我必须坚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在越柬边界，拥有一条安全的运输通道。

　　为了完成任务，我和朗诺政权的军人们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因为倘若没有军人和军车的护送，在那样的形势下，汽车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次出车之前，我都会打印货物清单、汽车编号，然后交给金边军界的朋友，把属于我的车队编入军车序列，然后在军车、军人的保护下，穿行于战火纷飞的越柬边界。

　　当国际红十字会在金边设立办事处的时候，我又立即和柬埔寨军队的后勤司令部取得联系，让他们把我———活跃于边境线上的汽车运输商人———介绍给国际红十字会。于是，我的部分车辆开始悬挂红十字标志，往来穿梭。到1971年，我的那位朋友，干脆把他的车队全部“卖给”了我，这使我的车队规模更加扩大。同时，当地许多独立经营的小车主，也非常乐意依附在我的周围，一起经营。

　　一个国家爆发内战，最倒霉的当然是该国的老百姓。由于红色高棉的部队打着拥护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帜，因此，1975年之前的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得到了柬埔寨人民的广泛支持，随着战局发展，朗诺的军队只能固守在金边等几座大城市内。中国有句古话：“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民。”随着朗诺军队的败退，撤入金边的所谓政府军，开始抢夺城内居民的财物，并随时射杀自己的同胞。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深刻体会“乱世民”的苦难。

　　红色高棉 杀入金边

　　中国特工被迫撤回国内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乱的局势再次发生巨变。这一天，红色高棉的军队终于攻入了金边市区，朗诺的军队溃败逃走。可是，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整个金边的约200万老百姓，必须全部撤离这座城市———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

　　红色高棉在广播中给出的理由，一条是为了防止美国空军的轰炸；另一条则是为了改造“好逸恶劳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上级对于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显然也是毫无准备，因此组织上给我的指示只有短短十个字：“身份应保密，货物保存好”。这里的“货物”，就是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电台。

　　作为党员，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电台，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历史学家后来证明，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超过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红色高棉一拿下政权，就急不可耐地着手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然后推行合作社制度。他们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把知识视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干脆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等，统统驱逐到农村，在文盲农民的监督和管制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不让他们吃饱，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撤出金边后，我的无线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贫困山区根本没电，我带的干电池也迅速耗尽），我和祖国、和组织的联系，也全部中断。

　　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而且，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山区，我还染上疟疾。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听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大使（朗诺政权时代，我国没有派驻柬埔寨的大使）。

　　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我向金边“通报”。回国之后我才知道，恰在此时，我的上级领导，北京的部机关———也向中国驻金边大使发出了电报，请驻柬大使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我的名字，就在这份电报之中。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金边，见到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我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孙浩。孙大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你的领导让我代表他们慰问你！”

　　随后，孙大使通知我：根据我的上级的交待，我必须尽快把电台交给使馆，然后迅速回国休养。孙大使客气地问：“你是否愿意把电台交给我？”我立即回答：“您是祖国派来的大使，祖国相信您，我的上级领导相信您，我当然也相信您！”

　　孙大使又问我：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做什么？我想了想，坦率说：我们全家，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弟弟以及我弟弟的家人，都希望藉此机会返回国内，因为如果留在柬埔寨，他们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另外，我没有任何其他衣物，如果返回国内，此时正好是冬季，我们需要部分衣物，可否麻烦组织随飞机给我们送来部分御寒衣物，否则，我们这样的体质，恐怕无法抵御北方的寒冷……

　　孙大使立即嘱咐使馆向北京发报，转达我的请求。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

　　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孙浩同志也告诉我：组织已经回电，同意我家十人全部返回北京，御寒衣物，正在准备，会随机运抵。同时我还听说，到目前为止，大使本人也不能走出空城金边，因为红色高棉禁止大使先生深入柬埔寨了解情况。

　　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波音707的机舱内，只有我们全家和另外十多名大约是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飞抵北京上空后，我们穿上了组织随机送来的棉衣。走下飞机，我的领导———“王头”以及其他同事，早已和部机关的专车，一同等候在飞机的舷梯旁了，“王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