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骗贷台商留下“行贿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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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绍兴经商的台湾人邓立威，先后从银行贷款4000万元。最后那笔2500万元贷款，当天申请，当天放款，当天下午被他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出境。第二天一早，邓携一家七口出逃。出逃之后，邓立威被我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通缉，不久后又在泰国遭绑架，被疑为“黑吃黑”……一环扣一环，情节堪比港台商战片。更令人疑惑的是，邓立威出逃前留下一份“行贿名单”，名单涉及几十名政府、银行官员……究竟该由谁来为这笔巨额贷款“埋单”，成为摆在各方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
1 合作“蜜月期”埋隐患
素不相识的人当上董事长
在杭州经营外贸公司的寿建军，是个“台湾女婿”，他的妻子与邓立威是台湾新竹老乡。
2006年夏天，之前有生意往来的寿建军与邓立威见了面，邓立威对他说：“我在绍兴那边关系很好，能弄到土地，可以一起合作办企业”。
当时，寿建军正苦于寻找土地建设厂房，便与邓立威一拍即合。此后，邓立威又拉了在上虞市办企业的另一名台商林福春，3人合资成立绍兴春福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福公司）。
寿建军说，当时没多想，看到邓立威在绍兴办有企业，在当地耕耘多年，跟政府关系不错，全家7口人包括两个小孩也都扎根在绍兴，自己老婆又与他们是老乡，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
邓立威果然神通广大，很快找到了土地，价格也挺便宜。这块土地位于绍兴县孙端镇工业集聚区，占地26亩。2006年11月，春福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88万美元，3名股东各占三分之一股份。三方约定，厂房造好后，各自以租赁的形式经营自己的产业，多出来的厂房对外出租。
当时邓立威推荐了一个名叫黄正隆的台湾人出任董事长。“我跟这个黄正隆素不相识，但出于信任，我们也就同意了。”公司董事由寿建军、林福春、黄正隆担任，邓并不担任董事职务。
2 4000万贷款一夜蒸发
台商一家七口全部失踪
2009年3月13日上午，绍兴市商业银行鉴湖支行（以下简称鉴湖商行）副行长叶寅等一行3人来到春福公司厂区，找到当时正在装修自己厂房的寿建军：“邓立威跑了，全家电话都打不通了！”
寿建军看到银行的人很着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银行的人告诉他，鉴湖商行向邓立威发放了4000万元贷款，就在昨天，还刚刚放了2500万元的贷款。直到此时，寿建军才知道邓立威以公司的名义向银行贷了那么大的一笔款项。
一行人赶到邓的租住处，发现邓立威夫妻、两个子女、父母和叔叔一家7口人全部失踪。原来，在3月13日上午，邓立威等人已经前往上海浦东机场，搭乘9时40分的航班飞往台北。
叶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3月12日上午贷出的2500万元，与邓说好，将款打到立威公司在中国银行的账户上，由中国银行开承兑汇票贴现后，当天下午就转回来，下午4点半我打电话给邓，邓让财务跟我说，银行下班来不及了，明天上午一定办好。”而银行对账单显示，12日下午，邓立威和他妻子许玉芬正在银行里办理转移贷款手续。
事件的脉络渐渐清晰：3月12日，邓等人以春福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合计2500万元，当天绍兴市商业银行即予以放贷，把钱划到了立威公司在中国银行的账户里。款到账后，邓立威夫妻又将该款项从立威公司的中国银行户头，分别打入邓立威个人信用卡1000万元、许玉芬个人信用卡1500万元。随后，邓立威夫妇通过地下钱庄，将钱分散打入十多个福建石狮的“人头账户”。地下钱庄交易完成后，这笔钱最终汇入了邓开户在台湾彰化银行香港分行的个人美元账户。
银行账单还显示，3月13日上午，邓立威在逃离时，在上海浦东机场附近银行提现200余万元。
据记者了解，3月12日贷款发放的当天晚上，邓还和鉴湖商行行长严云根、副行长叶寅在一起共进晚餐。
案发后，鉴湖商行一直保持沉默，没有报警。银行方面解释称，当时时间短，万一邓又从台湾回来了怎么办？
数十年来，一直从事外贸生意的寿建军，从未面对如此复杂的事情。手足无措的他选择了向绍兴县公安局报警。
随着调查的展开，邓立威的资金运作及流向得到确认——从2008年12月15日到2009年3月12日，3个月内，邓立威先后4次从银行贷款4000万元，贷款来源均为鉴湖商行。
除2009年3月2日的一笔500万元的贷款是以立威公司为借款人外，其余3笔款项计3500万元，均以春福公司名义所贷，其中，有的以寿建军杭州公司房产作担保，有的以绍兴金壁公司、中杰公司提供连带保证，邓立威夫妇个人提供连带保证。
案发时，金壁公司负责人王国铭正在外地出差，直到两天后才知情。他当时就蒙了，连夜赶回绍兴。王国铭称，他跟邓立威并不熟悉，为邓提供担保是受当地银行领导的请托。
3 “董事长”原是台湾小贩
从未来过大陆
在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什么邓立威能轻易贷出巨额款项？
随着材料的增多，寿建军发现，邓在贷款过程中伪造了董事会决议、授权委托书、董事签名等材料，并向银行提供了虚假的财务报告。“邓从一开始，就设好了骗局。”
邓潜逃后，寿建军在台湾找到了从未谋面的“董事长”黄正隆。原来黄是台北一家市场摆摊卖家纺、靠垫、窗帘的小店主。黄正隆告诉寿建军，他与邓是朋友，他曾委托邓到大陆代为办理他的台胞证事宜，但是，邓一直没将台胞证归还给他，对于公司经营的事情，他也毫不知晓。
黄出具了一份经过公证的证明：他从未参与春福公司董事会之相关土地购买及贷款决议，任何以他名义或以他为春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所作的签名，皆系伪造。他从春福公司成立至今，未曾离境台湾，更不可能赴大陆设厂。
寿建军和林福春恍然大悟，邓立威拿着黄正隆的台胞证，在绍兴以黄的身份进行了工商登记，并刻了黄的私章，伪造其签名，注册成立了春福公司。而黄正隆并不知道自己竟在大陆成了“董事长”。
一份由“黄正隆”签署于2006年11月22日的委托书显示，“现全权委托邓立威先生代本人行使有关绍兴春福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在大陆的一切活动权利。”
在3月12日的借款申请书上，由信贷员调查后填写的春福公司销售收入达到1.05亿元。而绍兴县地税机关出具的证明显示：春福公司于2006年12月成立至今，销售收入为零。“厂房刚建好不久，正在装修，没设备，没工人，哪来的销售收入？”寿建军说。
对2500万元的贷款当天申请，当天放款，邓立威一下午将钱转往境外一事，寿建军和林福春认为，是邓与银行工作人员内外串通，同时银行审查把关不严，导致银行被诈骗4000万元，“这是一起典型的贷款诈骗案”。
4 “行贿名单”引发“地震”
涉及几十名政府及银行官员
多名熟悉邓立威的人士表示，邓在绍兴官场“很混得开”。
寿建军称，邓立威经常和一名副市长你来我往，相互请客吃饭。同时，邓立威还是绍兴市台商协会副会长，“邓在绍兴可以说是有名有利，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会逃走”。
邓出逃时，留下一份5页纸的手写“行贿名单”，让坊间颇多猜测。
据一名亲眼见过这份名单的人士透露，这是几张A4纸，是用手写的，有的写名字，有的写称呼，后面是钱的数额，金额比较大。名单涉及几十名政府、银行官员，“我知道名单在谁手里，但是目前不方便透露”。
另一当事人王国铭也证实，案发后，立威公司会计周某曾向他们透露，她在邓的办公抽屉里发现邓立威遗留下来的几张纸，上面是行贿名单。周还向他们透露，邓立威妻子的电脑上也存有这份名单。3月13日上午，邓妻还打电话给立威公司一名员工让其处理这份名单。
案发后，周某离开绍兴，去了上虞市工作。周曾对媒体说，关于这份名单，“到时我会说的，如果司法部门的人来调查，我会实话实说的。”
寿建军称，当初信任邓立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耕耘绍兴官场多年，跟政府关系比较好”。
邓立威游走于官商两界，源于他高明的“公关手段”。
寿建军、林福春称，邓立威除平时拿三五万的各种费用来报销外，也曾向他和林福春提出要求，“一个月需要70万元公关费用”。“2500万元并没有全部转移境外，其中370万元左右留在大陆，但至今下落不明。”寿建军、王国铭等多位相关人士据此分析，此笔款项极有可能用于行贿。
一名当地媒体人士表示，这份神秘的行贿名单一旦曝光，或将引发绍兴“官场地震”。
5 骗子一家在泰国遭遇离奇绑架事件
被勒索巨款 疑是“黑吃黑”
就在本案庭审期间，2009年12月17日，此案发生戏剧性变化：有消息称，邓立威一家五口在泰国遭人绑架，15天后，被泰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警方联合救出，目前正在泰国养伤。对于此事，当地多家媒体均有报道，并分析认为可能是“黑吃黑”。
据了解，邓立威在绍兴卷走巨款之后，携带一家人潜逃出境。2009年11月24日，他和母亲、妻子与两个小孩逃到泰国，准备投资设厂搞纺织业，没想到几天后就遭歹徒绑架，并被勒索3000万元台币。
邓立威一家五口是在泰国曼谷的素旺那普国际机场被绑架的。绑匪冒充警察，将他们拦下，带到了一个偏僻民宅。由于邓家是首次飞曼谷，对当地人情世故不了解，不知道截查他们的“警员”其实是绑匪，等到发现不对劲时，为时已晚。遭到勒索后，他向在台湾的父亲打了求救电话。
绑匪第一次索要90万新台币，邓父把钱汇到了泰国，并报了警。中国台湾、泰国警方介入。绑匪胃口大，他们押着邓妻许玉芬飞到新加坡，要她从银行提款。新加坡警方获得消息后，立刻展开调查，将绑匪逮捕，成功救出了许玉芬。
12月13日，泰国警方在曼谷附近的两个窝点，逮捕了6名嫌犯，救出被囚的邓家其他人。
“这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像电影里一样，”寿建军叹道。不管如何，邓立威终于出现了。这让他们都长松了一口气。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尽快抓捕邓立威回大陆，成了最关心的一件事。
寿建军充满担忧地说：“真担心邓立威又会跑掉。”他说，他得知邓立威的消息后，马上和公安部门取得了联系，现在希望警方能火速采取行动，请求泰国警方继续控制住犯罪嫌疑人邓立威、许玉芬，并依法要求遣返或引渡回香港或内地接受审查。
记者联系绍兴相关部门。对方透露，正在关注此事进展。
近日，在多地警方的协助下，邓立威及家人已经逃脱险境回到台湾。他们一回到台湾，即被送往地检署，在各缴纳5万新台币保释金后，被检方谕令限制出境。
（据《法律与生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