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耿海军

　　今年，济南市将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和改革公务接待，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工作日中午禁酒，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2月19日《济南日报》)

　　“严禁”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行政运作的一大特色。一些地区和部门发现了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严禁”，如严禁公款打麻将、严禁公款吃喝、严禁权钱交易等等。问题在于，这些规定一方面混淆了行为规则“下限”与“上限”的关系，将法律的最低要求作为禁令的内容来规定，客观上降低了对干部道德操守的要求。

　　另一方面，许多禁令极不完备、粗糙且漏洞百出。比如济南虽然规定“严禁行政事业单位工作日中午饮酒”、“严禁公款大吃大喝”，却没有相应的辅助措施出台，缺乏“由谁监管”、“怎样执行”以及“不遵守会受什么惩罚”的基本罚则。难怪有网友质疑：这样一个松松垮垮的“禁令”如何能杜绝公务员中午饮酒乃至公款大吃大喝呢？不过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稻草人罢了！

　　当制度约束指向官员自身时，政策制定者如果有私心，制度自然就会留下许多“故意的漏洞”，而林林总总的“禁令”最终都会沦为没有威力的纸老虎。要实现依法治国，消除所有荒唐、松垮的禁令，还真的需要好好治治那些有“故意漏洞”的禁令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