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

　　这几乎是一个意料之中却存在逻辑悖论的结果——中国目前依然不是一个充分就业的国度，每年新增上千万就业人口与企业用人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至今是一个令政府头疼不已的重大议题，号称每年600多万“天之骄子”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已开始成为“就业困难群体”，为何一直被视为就业链条中最低端、在劳动力市场最缺乏议价能力的农民工，就突然成为掌握就业自由选择权的“特殊群体”？

　　不可否认，依靠初级加工、低技术含量、其企业利润并非来自产品附加值而是工人工资“剩余”的“三来一补”企业，将所谓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发挥至极致，并由此衍生了低价格产品在国际竞争汇总的规模效应，成为“中国制造”居世界前列的重要支撑力量。但是，正如价格竞争不过是各类现代市场营销手段中最原始的一种，并且容易受到贸易壁垒以“反倾销”为名进行轻易钳制，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工人福利收入最小化、社会保障空心化、劳动技能低等化弊端，正在为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农民工所无法忍耐，并且也完全无法跟上中国经济由单一的外贸主导型向内需发展型转移、先富群体型向全民普惠型升级的社会轨迹。

　　不过，“用工荒”并非是农民工群体的福音。从报道中可以看到，许多农民工拒绝去沿海地区打工的原因是内地打工薪酬已同步跟进，但这依然徘徊在月入千元的低标准——只不过相比沿海地区，其生活支出比例下降，造成收入性价比相对提升。不是“多收了三五斗”，而来自于基本生存费用相对降低的薪酬体系，说明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增长依然远远赶不上其他社会群体。

　　令农民工群体更为困惑的是，尽管有新劳动合同法的白纸黑字，但包括养老、医疗、事业在内的社保缴纳并不尽如人意，子女教育就学及其他国民待遇问题无法获得强力保障，各类漠视农民工健康生命安全的“职业病”层出不穷，户籍二元制造成的巨大隔阂不仅反映在经济待遇上，更折射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工会建设等权利自治组织以及公共事务发言权等一直缺失，这让“用工荒”背后的权利荒继续存在，并且有与城市户籍人口差距拉大之忧。“用工荒”正面临“廉价劳动力时代”的多重欠债——无论是看得见的薪酬、社保、福利，还是看不见的休息权、话语权，都构成了“廉价劳动力时代”看似消退其实积重难返的负面效应，因此“用工荒”绝非农民工群体的权利增收，而更多反映出农民工群体迫于无奈、在权益停滞不前下的“次优选择”，需要公共决策者以更大决心与魄力对症下药，真正开出解决“廉价劳动力时代”的政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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